2026年6月12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中国诸子研究院院长、《诸子学刊》主编方勇教授应邀做客我校“侯外庐学术讲座”，作题为《“新子学”视野：诸子治道与汉唐盛世》的学术报告，讲座由杨遇青老师主持，西安朝华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单元庄先生，我院姜彩燕老师、成明明老师、赵林老师等以及5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参加。

方勇教授开篇即从诸子学研究的整体架构切入。他指出，当前诸子学研究已形成“文献—通史—理论”史论合璧的体系：以《子藏》工程为文献基础，以《中国诸子学通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为学术史支撑，以“新子学”理论为思想引领，三者相互支撑、彼此深化。其中，《子藏》工程自2010年启动以来，收录汉魏六朝至民国时期诸子研究著作四千二百余种，超过《四库全书》著录典籍数量，已出版七批成果，为子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他提到，西北大学单演义先生的手稿已被收入《子藏》，“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

讲座的核心议题是诸子思想如何落于汉唐政治实践。在汉唐盛世与诸子思想的关系上，方教授揭示了“独尊儒术”叙事下的诸子并用实践。他指出，西汉之所以能达到鼎盛，并非如传统所言的“独尊儒术”那样简单。以董仲舒为例，《春秋繁露》中除儒学外，阴阳家的“天人感应”、道家的“无为”思想、墨家乃至法家思想均交织其中。董仲舒自认为一家之言、诸子之一，其初心并非独尊儒术，而是杂糅诸子以适应大一统局面。方教授还以魏徵主编的《群书治要》为例，该书引用《庄子》主要取自具有黄老思想趋向的外篇，无一字取自内篇。内篇主张逍遥无为、超越制度，与治国需求相悖，而外篇的“君无为而臣有为”的构想则可资于治道。唐初采取黄老学为指导，兼容儒、道、佛诸家，方能成就盛唐气象。方教授总结道：“汉唐之所以达到盛世，在于并用诸子百家的思想，有所倚重但绝非独尊一家。”

最后，方教授将视野从历史拉回当下。他指出，清末以来一百二十余年的文化转型尚未完成，其空间不小于春秋战国时期。彼时的矛盾限于华夏版图内部，而当下则面临中西文明板块的剧烈碰撞。从文化发展周期来看，过去两千年的“经学时代”已逐步被当今的“子学时代”所取代。在“新子学”视域下，经学与儒学均需经历“子学化”转型，打破“经尊子卑”的传统话语体系，实现“平视百家、平视经子”的学术生态。

方教授特别介绍了“新子学”介入地域文化研究的构想。他指出，研究诸子学应注重“学术与地理空间的内在关联”，从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中探寻思想发展的规律。此次来陕讲学，正是希望将诸子学研究介入关中学派的传统。返本开新、家国情怀、经世致用，这既是关中学派的精神，也是“新子学”的追求。他鼓励青年学者将学问落到实处，服务于国计民生。

在交流环节中，现场师生就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重视子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新儒家与“新子学”的关系两方面提问。关于前者，方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本本主义”行不通，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诸子思想真正结合，仍是当前学术界未能回答的重大课题。关于新儒家与新子学的关系，方教授认为，新儒家的革新限于儒学一家内部，而中华民族未来的文化建设需要的不是一种力量，而是多种思想的调配。当下儒学的“子学化”倾向已十分普遍，这正是“新子学”得以展开的学术背景。

单元庄院长在补充发言中表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不是书斋中的学问家，而是现实主义的伟大思想家，他们面对礼崩乐坏的时代，致力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当今世界已进入新的“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更需找到文化的根脉。子学从一开始就是治国之学、制度之学，方教授主持的《子藏》编纂与“新子学”倡导，正是一项不朽的事业。

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参加讲座的教师代表与方勇教授进行了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