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下午，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教授、中华佛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廖肇亨先生，应邀作客西北大学“侯外庐学术讲座”第五百零八讲，为师生带来题为“清代佛教文化的再省思”的专题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杨遇青教授主持，文学院成明明教授、王早娟副教授、赵阳阳副教授、柯尊斌副教授、郭琳博士，以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爱萍博士与谈，六十余名博硕士研究生到场聆听，现场学术氛围浓厚，互动交流热烈。

讲座伊始，廖肇亨教授以清代汉传佛教的研究现状为切入点，抛出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学术判断：清代实为佛教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尤其“外学”领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态势。他指出，现存清代僧人别集数量庞大，总量远超此前历代之和，然而当前学界对清代佛教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研究重心多集中于明末清初阶段，对清中叶及晚清时期的佛教发展脉络关注不足，这种不均衡的研究格局造成了明显的学术空白，制约了对佛教文化历史发展全貌的认知。廖教授从四个维度论述了清代佛教发展的显著实绩：一是诗僧、画僧、书僧人才辈出，代不乏人，构成了清代佛教文化的鲜明特色；二是诗僧分布范围广泛，遍及海内，甚至远及东瀛，彰显了清代佛教文化的跨域影响力；三是诗僧选集的编纂呈现普及化、多样化趋势，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四是寺院逐渐成为当时社会重要的文化活动场域，其中焦山定慧寺、杭州净慈寺等名刹，在清代均呈现出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发展态势，成为承载文化交流与思想传播的核心平台。

在阐述清代佛教发展实绩的基础上，廖肇亨教授进一步从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深入阐释了重新审视晚明清初佛教发展的必要性。其一，从时代需求来看，明清鼎革之际的社会动荡，使得佛教既为士人提供了精神反思的立足点，也成为其规避乱世、安身立命的庇护所，这也吸引了大批高素质文人皈依佛门；与此同时，佛教寺院在动荡时局中主动承担起社会救济功能，充分展现了宗教组织的社会担当与人文关怀。其二，宗教发展与国运兴衰密切相关，清代佛教的发展轨迹，始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社会的变迁演进深度交织。其三，时代轨迹对宗教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记，最为典型的便是晚明与晚清的两次唯识学复兴，虽同属唯识学的复兴浪潮，却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其四，晚明清初佛教文化展演了不同层次的丰富内涵，既有佛教积极进取、融入社会的面向，也暗藏着佛教与节义观念之间复杂的纠葛与张力，值得深入挖掘与探讨。

廖肇亨教授强调，清代汉传佛教文献的数量堪称历代之最，这也是研究清代佛教文化的核心资源。为此，他系统梳理了近年来僧诗文献实证调查的最新成果，并从山寺寺志、诗集史录、语录三个主要方面，详细梳理了目前有待整理的佛教文献现状，明确了后续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方向。他建议，学界可从各类僧诗总集、选集、诗歌总集中的僧诗篇章，以及诗僧别集等多个维度入手，全面挖掘清代佛教文化的丰富内涵，填补当前研究的学术空白。

为进一步深化对清代佛教文化发展的认知，廖教授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了清代帝王及知识社群与佛教的互动关系，清晰地展现了清代佛教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现代化演进历程。一方面，清代帝王与佛教的关联尤为密切，通过编选佛教语录、编纂《大藏经》、扶植佛教派系等方式，深度介入佛教内部事务，直接影响了清代佛教的发展轨迹；同时，清代帝王多与僧人有着深入交往，而僧人的相关文献，也为“以语录证史”提供了重要支撑，有助于挖掘清代帝王的文化倾向与宗教态度。另一方面，南北知识社群对佛教知识有着普遍的诉求，王文治、边连宝、汪缙、阮元、林则徐、龚自珍等士人，对佛教禅宗与义学有着不同的接受路径与认知侧重，无论文人学禅修行，还是士绅的写经活动，都展现了清代佛教知识结构的动态演变，并推动了佛教文化现代性趋势。

讲座进入互动交流环节，廖肇亨教授与现场师生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针对师生提出的“嘉兴藏与思想文化的关联”“诗僧创作与佛教生存状态的互动”“清代佛教发展低谷与帝王态度的关系”“清代佛教研究的价值与具体方法”等问题，廖教授结合自身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逐一给出了富有洞见且极具操作性的解答与建议，为在场同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指引与可行的实践路径。张爱萍博士、成明明教授等与谈嘉宾先后发言，围绕清代佛学文化的发展路径、学术研究的方法创新等问题，与廖肇亨教授展开交流探讨，并结合自身研究分享了心得体会。最后，杨遇青教授代表西北大学文学院，向廖肇亨教授致以诚挚的谢意，勉励在场同学勇于跳出“学术舒适圈”，立足跨学科视野寻求研究突破，不断拓宽学术格局、提升研究能力。讲座结束后，廖肇亨教授和与会师生合影留念，为本次学术讲座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