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6月，文学院教师继往开来，笔耕不止，在《文学评论》《浙江大学学报》等高水平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兹编选上半年部分学术论文摘要，略其繁博，撮其精华，以飨同好，并与各位同仁共勉。
1.戚昊：跨界式破体：传统文章学体系外的赋体异变，《浙江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摘要：中国古代的文体演化中，跨越文学、文章学的原本界限而渗透进其他知识领域的现象长期客观存在，这主要体现在赋体方面。从文人化的医家到神秘色彩浓厚的占卜家、堪舆家，这些传统文人之外的亚知识群体，都已成功地将赋体引入自身的文化范畴，以服务于各自的知识立场。文体跨界一方面延展了文体的书写内容及功能，另一方面仍保留基本体制，可称为“跨界式破体”。从文学跨越到医学，产生了阐扬岐黄之理的医家赋；从文学跨越到占卜学，产生了卜筮相面的卜筮赋；从文学跨越到堪舆学，产生了寻龙定宅的堪舆赋。这种独特的文体异变大多与赋体的协韵可诵直接相关，但在具体书写中又与各种知识体系彼此融汇，显示出文体移植后的诸多新变。
2.试论恩格斯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范式——以英国文化研究范式为参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摘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提供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范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核和辩证的思想,展现了真实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场景中的工人阶级的多样性,避免抽象片面或以局部代替整体,避免以过于乐观或悲观的个人化视角看待工人阶级;对工人阶级及其文化多样性、矛盾性的分析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避免文化研究完全成为日常经验细节的堆砌;根据工人阶级内部实际存在的矛盾搭建文化分析的结构维度,避免制造或掩盖工人群体内部存在的矛盾对立;运用辩证法对大量事实材料进行抽象概括,以把握工人阶级文化的整体性特征及发展趋势。这一研究范式对于当代文化研究具有很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3.焦欣波：“在民众与艺术间的一个过电器”——摩登社“学校戏剧运动”及其论争考察，西北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摘要：摩登社发起的“学校戏剧运动”，因其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民众戏剧运动实践和对“学校戏剧运动”理论与实行的总结，在戏剧界尤其是“学校剧”和学校教育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在考察艺术剧社等革命知识分子之外，严重忽视了以左明、姜敬舆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接近无产阶级戏剧的艰难探索。因此，梳理、辨析“学校戏剧运动”及其有关的诸种声音，对于重新审视左翼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和倾向无产阶级的戏剧谱系，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4.雷勇：数字化交互式新媒体平台与创意写作的新形态，广州大学学报，2024年第1期
摘要：90后出生的人是名副其实的“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90前出生的人大部分已经自觉转变为“数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数字化生活已然是当代人的现实处境。“文变染乎世情”，随着写作的数字化语境的全新来临，数字写作与阅读的时代也伴随来临。信息科技和数字化的飞速发展对传统写作带来的冲击是革命性的，写作的媒介、形态和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与纸媒时代的写作形态已经截然不同。
5、成明明：宋代岁时节日里的饮食流动与“守望相助”，《甘肃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摘要：宋代普遍存在节前和节日当天的饮食馈赠习俗，既有官方、僧道机构的单向度赠送，又有民间百姓及文人士大夫的互赠行为，这种饮食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守望相助”精神。宋人对饮食的关注讲究，饮食与身份匹配的亲缘关系，饮食流动中“同乐”“共享”的情绪价值，是“守望相助”实现的社会基础；而节日饮食具有的趋吉避邪、祭祀祈福和欢乐团聚功能，则是“守望相助”实现的文化心理。宋代节日饮食的流动馈赠，从文人士大夫视角来看更是以传统的力量辉映践行了“修齐治平”的理想愿景。宋代节日饮食书写，可以洞视出宋韵文化的某些特质——烟火气和神秘性兼具，世俗性和高雅性并存，“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的精神底蕴和意趣品格。
6.雷鸣：《乡村振兴视域下文学新人形象建构的经验与问题》，《中州学刊》，2024年第3期
提要：实施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的一项伟大工程，也是一场新的山乡巨变。 文学书写乡村振兴之类题材时，建构了大量文学新人形象。 在塑造这些新人形象时，作家们或在历史纵深视野中讲述新人故事，或在“地方性”知识”视角下记录新人成长，或在多重生活面相中观照新人的生命状态，或在乡村振兴的复杂性中形塑新人多元的性格。 这些都是值得总结的经验，但创作中亦存在着不少问题，如设置新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动力与逻辑存在着随机性与偶然性，叙述新人引领乡村发展、振兴路径的雷同化与传奇化，推动乡村建设情节之普泛的程式化，直白式的议论语言过多。 由此而言，作家需要执守乡村沉浸式写作伦理，具备历史视野与地方意识，抛弃商业惯性与思想惰性，方能创造更具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乡村振兴新人形象。
7.雷鸣：《重识乡村文化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3期
摘要：乡村文化包孕中华文化的传统基因与根脉。长期以来，在现代化视野下，乡村文化或视为落后、保守的文化形态；或为持守乡村文化的静滞与传统而拒斥现代化。事实上，乡村文化的思想观念与价值系统，在诸多方面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着高度耦合性。因此，有必要重审现代化与乡村文化互为对立的观念。一方面，重识中国乡村文化的主体地位，它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依据与思想基础，亦能为中国现代化生长提供精神资源；另一方面，须理性看待乡村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蜕变，以包容性、融合性、多元性的视野看待现代化对乡村文化的更新。于文学而言，则期待更多作家走出过去那种关系定式的“窠臼”，在文学书写中重新定位乡村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8.谷鹏飞：“第二个结合”引领当代文艺理论建设，《中国文学批评》2024年第1期
摘要：在文艺领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须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南，以中国具体的文艺实际为基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既要遵循守正创新的宏观路径，也要重视阐旧以辅新与陈新以生新的具体路径，还要援用“相通”内容、“相异”内容的“契合”实践。通过构建中国文艺与文化主体性，创建中国文艺新形态、新观念与新话语，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艺理论的发展，最终启益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
9、成明明：经典、民俗互济中东亚汉文化圈的认同与个性——以朝鲜半岛苏轼《赤壁赋》流播为中心，《江海学刊》2024年第2期
摘要：朝鲜半岛文人对苏轼赤壁泛舟行为的仿效任性而通脱，对《赤壁赋》的艺术体验执着且痴迷。文学经典与民俗活动互渗融合，自娱自乐和自我求证里“小中华”的属性认同不免夹杂着些自以为是，但其间形塑生长着较短量长，难以掩饰的文化自信确是事实。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缘于自宋以来朝鲜半岛和中华文化认同关系的迁转。《赤壁赋》流播集中于高丽中期到朝鲜王朝后期的七百余年里，朝鲜文人以周边区域的位置身份展示了对中国中心权威的挑战，其文学创作扩大了中国古典文学史版图，映射出宋型文化的博大深邃。经典将长久赋能东亚汉文化圈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10.周日蓉，郝润华：“关陇之学”的形成与建构，《西北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摘 要:“关学”作为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著名理学学派，在古代学术史上大放异彩。明清时期的甘肃产生了不少理学家，其理学著述与理论，大大丰富了“关学”内涵，其理学建树与成就，在我国理学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就其地域、师承、学缘、学统、精神品格几方面而言，甘肃理学与关中理学一脉相承，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明清理学统绪中的西北支脉，与东南理学遥相呼应。与其将西北理学支脉各自称为“关学”或“陇学”，不如将其合二为一，称之为“关陇之学”，使时间跨度与地域空间更加广阔，研究内涵更为丰富，也更富有学理意义和文化价值。
11.王松涛：吴闿生说杜与桐城派杜诗学在民国时期的传衍——以《古今诗范》为中心，《西北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摘要：吴闿生是清季民国时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所编《古今诗范》选录精审，评点详赡，在桐城派诗歌选本系列中尤具典型性。是选选评杜诗细密周全，涉及五七言古律诸体，所评涵括杜诗性情论、笔法论、章法论、风格论诸多方面：推崇阐扬杜诗流露之至性至情，细致评析“生龙活虎”“凌空倒影”“穷神尽相”等杜诗用笔之法，揭橥杜甫七律连章体的体式特色，聚焦探析杜诗“沉”“雄”风格。吴氏杜诗学既继承了传统杜诗学思想的精髓，又赓续发扬了桐城派诗学的批评传统，堪为民国时期桐城派杜诗学的集成典范。
12.杜学林：屈原《哀郢》创作意旨新探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摘要：屈原《哀郢》的创作意旨一直是楚辞研究中的热点，历代学者采用背景批评的解读方法，着眼于诗歌中的个别语句或词汇，提出“白起破郢说”“秦楚析之战说”“放于陵阳说”等各种不同说法，但每种说法都缺乏准确可靠的证据，诸说并存恰恰说明背景批评并非解读诗歌的“万能钥匙”。从此诗蕴含的情感线索入手，可以发现《哀郢》表达的主要是诗人屈原被迫离开郢都后在痛苦和忧愁之中从迷茫到坚定的心路历程，而此诗引发读者共鸣的真正原因正是诗人在经历挫折之后对于自己理想信念的坚守精神，这首古典诗歌的现代意义亦正在于此。
13.杜学林：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初刻本新考－－兼论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西北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摘要：梳理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为《金瓶梅》的初刻本相关论述，双方不少分歧属于对个别文献解读的仁智之见，沈德符所见“吴中刻本”就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则是在不断讨论中形成的重要共识。实际上，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时间以及沈德符“金瓶梅”条所记其得见“吴中刻本”时间。根据避讳情况，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刊刻完成在万历四十八年九月至天启元年正月之间；根据沈德符生平及其与丘志充交往情况，其得见《金瓶梅》初刻本并撰写“金瓶梅”条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文献记载与实物证据的交叉重合，充分证明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金瓶梅》初刻本，其最终刊刻完成时间为万历四十八年年底。
14.雷鸣：《乡土小说更新的双重逻辑与路径》，《河北学刊》，2024年第2期
摘要：乡村和乡村生活始终存在，中国乡土小说不可能消亡，但须不断地转型与更新。更新的历史逻辑在于，百年乡土小说形成的几种传统叙事范式未能切近乡村与农民，表现为叙述视角的“他者化”、叙述方式的“工具化”、叙述模式的同质化，农民形象匮缺主体性等。更新的现实逻辑在于，“乡土中国”已经裂变为市场时代的“后乡土中国”，农民、村庄、城乡关系等均发生了深刻变迁。新的时代感觉结构，自然孕育着新的乡土话语表达，未来乡土小说可在乡土文明价值认知、理解乡村新变趋势、城乡关系、叙事伦理、农民形象等五个维度进行更新，从而在主题凝练、人物塑造、叙事模式、美学面向、结构策略等方面发展和衍生更多新的范式。
15.戚昊：宗派、制度与仪式：白玉蟾的禅宗文体书写，《宗教学研究》，2024年第2期
摘要：白玉蟾对禅宗文体加以改造或重塑，以适用于道教情感理念的表达。这些文体基本都具有现实的宗教应用功能，如以祖师赞来建构宗派谱系、调和与天师道的关系；以疏文来募化集资、兴修宫观、购置度牒，延请高道出山住持；以升堂文、普说文、禅偈等演法文体，来接引学人，阐明教义；又将禅宗下火文等仪式文体纳入道教体系，与自身的宗教传统强行扭合，表现出对禅门仪式的融汇与模仿。同时在具体书写中引入道教话语，使这些文体多呈现为禅、道汇通的独特面貌。白玉蟾对禅宗文体的移植，上承初祖张伯端，下启再传弟子李道纯、三传弟子苗太素，最终构成金丹南宗在禅宗文体书写上的一条完整脉络。与同时代的北宗相比，显示出南宗在教义上的别样理解与表达。
16.赵阳阳、朱友舟：《画史会要》“朱谋垔托名说”辨误，《美术与设计》，2024年第2期
摘要：《画史会要》是考索明代画家的重要文献，然其编者为明人朱谋垔抑或金赉，尚存疑议。本文通过比勘署名不同的两种《画史会要》版本，同时考察朱谋垔编刊美术文献的历程，认为朱谋垔编纂《画史会要》有案可稽，金赉则为好事者虚造之乌有先生。进而对莫伯骥、谢巍辨伪过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于书画文献辨伪之方法亦略献刍荛。
17.高俊林：中国传统文论视野下的鲁迅创作技法探源，《鲁迅研究月刊》，2024年第5期
摘要：对于鲁迅的文学创作，过去总习惯于运用西方舶来的批评术语来分析解读，而事实上，鲁迅早年接受过十多年的严格而规范的传统式写作训练，所以他的创作也不可避免地深受本土写作传统的影响。现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视野，就鲁迅的具体创作技法加以溯源式考察，从整体布局上的“互见法”、人物命名的明喻曲譬、叙事安排的白描与反衬以及语言表达的顿挫与隐秀等几个方面深入文本内部，进行仔细梳理。意在说明，鲁迅在创作过程中自觉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既不媚外媚古，也不排外排古，这种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可资借鉴。
18.刘永华：“V得V”构式探析，《语言研究辑刊》，第33辑
摘要：“V得一V”构式是“V一V”构式的扩展式之一，可以追溯到动词重叠式“VV”。该构式萌芽于南宋，活跃于元明清，现代汉语中有少量遗存。该构式与“V了一V”“V上一V”有平行关系和竞争关系，具有四种语法意义，其中的“得”是表达“V一V”能动性或客观条件许可的显性语法手段。
19.谷鹏飞：修辞学的阐释学论微， 《文学评论》，2024年第3期
摘要：修辞学的阐释学作为一种探讨文本理解中修辞行为如何影响文本意义的阐释学理论，在漫长的修辞学与阐释学传统中有其渊源。在后世的发展演变中，它以情境阐释、作品阐释、观念阐释为内容，一方面通过价值性描述来引导调校事实性描述，实现文学与艺术意义的扩充；另一方面，又通过风格化与图型化的修辞隐喻来提升表达与理解的能力，实现文学与艺术意义以及阐释者意义的实践性生产。修辞学的阐释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关乎意义的理解与事实的解释，更关乎意义的创造与生命的创造；不仅揭开艺术事实的表象，更指向艺术事实的意义及其达之于人的“化成”意义，使人在歆享意义的过程中实现对自我与世界的全新理解和创造。
20.冯鸽：藏北文化景观的文学建构——论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阿来研究》，第20辑
摘要：加央西热是藏族本土作家,他对于西藏的书写,带有极强的自我言说、自我发现性,迥异于其他作品如《藏地密码》《艽野尘梦》《藏地牛皮书》《西藏生死书》《突然就走到了西藏》等。虽然西藏作为富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的地理空间在文学叙事中被反复书写,然而,大部分都是以外来旅行者的视角,带着猎奇夸张的姿态和传奇故事性来呈现这片雪域高原的瑰丽风采,对于西藏的文化书写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而加央西热的《西藏最后的驮队》,则是以典型的非虚构写作方式,以其内容真实性、表达文学性、形式叙事性、浸入式采访与题材边缘性等为特点,成功地进行了多重复杂的西藏文化景观的文学书写,从而超越了通常的游记叙事,准确、深刻地呈现出藏民族文化的历史独特性,具有极为难得的文化丰厚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博大、深邃、复杂的藏文化文学文本。那么,《西藏最后的驮队》建构了何种文化景观?又是如何进行这种复杂的文化景观建构的?本文将就此予以探讨并希望引发学界进一步关注。
21.赵阳阳：《颜鲁公集》四库提要疏证，《古典文献研究》 ， 2024年第1期
摘要：本文对《四库全书总目》之《顔鲁公集》条进行疏证、考辨。提要所及“吴兴沈氏”，当爲北宋官员沈遘；提要所谓“江休复《嘉祐杂志》极称其采録之博”，当系提要断章取义之误读。《顔鲁公集》之北宋沈氏编本与宋敏求编本当系一本，留元刚所言爲实。《顔鲁公集》卷数之分合，盖因明都穆重编鲁公文集时，完全依照南宋留元刚本，只是对篇目次序进行了调整，并未据家藏旧本进行补订。
22.郝潤華、高雲飛：明代作家秦金研究三題，《历史文献研究》，2024年第1期
摘要：秦金，明無錫人，弘治進士，官两京五部尚書，歷事三朝。與“前七子”領袖李夢陽素有厚交，積極參與文學復古運動。嘉靖年間，曾與吴中邵寶、杭濟與杭淮兄弟、顧可適等人爲詩酒之會，多相唱和，對復古運動在江南的傳播興盛具有一定推動作用。明代官私目録著録其《鳳山詩集》十卷，惜已散佚。近人秦毓鈞《秦氏三府君集》輯録其詩173首，並非全帙，《錫山景物略》《皇明詩統》《（嘉靖）登封新志》《（康熙）湖廣府志》等文獻散録其詩文27篇，足爲珍貴，可資補輯。
23.张也奇
提纯与魅化：红色经典的“图”“文”互动，《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4年第2期
摘要：红色经典长篇小说拥有封面、插图、地图等图像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与小说正文本图文互渗、文互补，建构出一种新的具有整体性的综合文本。通过对文学内容的写意、提炼和突出，这些图像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充满隐喻性的视觉语言和符号。图像还常常选择小说中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立、冲突的时刻，通过构图上的高低或色彩上的明暗来强化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整个画面充满了紧张，也充满了戏剧性。图像在构图、色彩、光线、线条上的特征，也服务于特定的革命意识形态目的。红色经典确立的人物形象与价值取向，在图像改编这一二度创作的过程中，被勒以更加强烈的政治要求，并形成了一种以魅化主题、化人物为主要特征的图像表达体系。
24.邵颖涛：明支遁诗文集辑本出处考论，《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8辑
摘要：支遁诗文集亡佚已久，明人始致力辑补，今存嘉靖间杨仪七桧山房校钞本《支遁集》二卷、皇甫涍辑刻本《支道林集》一卷，并由此衍生出两种版本体系。明钞本、明刻本的内容皆辑自佛教大藏经，参校二本及所见历代大藏经的文字考述：钞本文字接近《碛砂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一脉，出于《永乐南藏》；刻本辑自《永乐北藏》。明钞本、刻本的校者与刻者皆是吴郡士人，且在钞本问世时皆于京师担任礼部员外郎，他们藉地缘牵绊、仕宦经历、人际网络、文化记忆而推动支遁诗文集的生成与传播，钞本由常熟人杨仪校订，但其所校的辑本或出自吴县黄省曾之手，而刻本则由长洲皇甫涍辑补而成，因所据《永乐北藏》“清白显朗”的缘故而修改了不少错讹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