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修筑的陇海铁路，打通了中国东西部的大道。系在这条现代交通线上的咸铜支线，在我的家乡黄堡镇设有车站，距离车站背后土原上的我的祖地南凹村不过二十里地。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我要走出家乡，在黄堡车站乘车，去省城读大学了。这条铁路，好像是专门为我设置的一条改变人生命运的阳关大道。
和谷在兴庆公园 1975
祖父一路送我到车站，叮咛了好多话，多年后我记得的只有两句话。一句是不吃苦中苦，焉能人上人，一句是披一张人皮不容易，前三十年好活，后三十年难活。祖父当时五十七岁，我在五十七岁时归园田居，祖父在六十七岁时去世，这苍茫的时空间到底蕴含了多少人生的意味，好像是一场梦。送我到车站的还有我的矿山刘指导员，他当时四十出头，是从空军地勤转业的，对我提携有加，特意送我一只他当兵收获的蓝色帆布箱。四十年后，我找到在车站附近村子养老的刘蔚海老先生，我仍叫他老刘，他说，你还个娃么，怎么就头发白了。我说，我六十了，你八十有三了，都过去四十年了。他说，你看这世事，真是没意思。我看过老刘的第二天，我父亲去世。患病六年，一直站在死神面前庇护着我辈的父亲扛到了八十有一，像一棵老树终于轰然倒下了，我突然感到了孤独无依。
入学前，我在红旗饭店接受大学工宣队老师的面试。老师是南方口音，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的，很清瘦，和蔼可亲，顺利通过了面试。其面试内容我完全没印象了，只是清楚地记得，一位操河南口音的小伙子，也是从另一个矿上来面试的，他在走道上与我热情搭讪。他说，你知道托尔斯泰吗？我说，不知道，什么托尔斯泰？他说，俄国的大作家。当我后来在大学图书馆读到托尔斯泰时，记起了当初的情景，不禁想笑。他成了我的同窗，尔后分回原来的矿上，之后多少年再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女同学口齿伶俐，曾是一派组织的播音员，对立派威胁要割她的舌头，毕业回到原籍，后在地方志供职，送我一本我的前辈文瑄老人主纂的民国版县志。另一位女同学，做过工会主席。一位从火车站搬运工来的同学，后来做了博物馆书记，为我提供过查阅文史资料的方便。还有一位当过工厂书记，后来没有了音讯。与我一起入学的几位原籍同学，命运各不相同，偶尔相遇的已经不再谈论什么文学。我所在的水泥厂，先后陆续推荐上大学的有十多人，有学化学化工的，学体育的，学财会的，人各有志，各得其所，改变了人生的命运。而我的多数工友守在矿山，直至退休。假如我一直在矿山供职，娶一个乡下媳妇，生一男半女，在乡下箍两孔砖窑，种几亩地，务一个果园，死后葬于自家地里，何尝不是一生。
我从渭北原上来，怯生生地走入城河沿边上的西北大学北门，在古槐的掩映下，走过砖铺的甬道，找到一楼东头拐角第一间男生宿舍靠窗的西边上铺，去看教室和图书馆，去食堂排队买饭，成了中文系甲班的一名工农兵学员。别了，我的乡村，我的矿山，在我二十岁的时候，有幸进入大学高等学府，去实现自己从事文学写作的梦想。
文化革命的风暴，摧残或洗礼了古老的大学校园。号称西北大学，乃中国西北部最早创建的国立西北大学，其他院校是它的分支，是儿子辈或孙子辈。鲁迅当年在这里讲过学，足以让它光彩百年。经历造反和武斗的那几届学生已经下放到了部队农场，校园在闲置了一两个春夏秋冬之后，迎来了充满朝气的一群叫作工农兵学员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工厂农村兵营，其使命是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进入大学前，他们大多是下乡或回乡知识青年，有的是工人或战士，但几乎无一不是初中或高中的毕业生，通称老三届。同学之间年龄相差多至六岁，学中文的男女同学各半，来自五湖四海，出身背景在工农兵之外各有不同。北京知青，广东籍士兵，干部子弟，农民的儿女，各有优势与劣势。
工农兵学员进大学
开始的第一节体育课，在学校东边的大操场进行长跑测验，我竟然不费力气地把第二名甩了半圈，矿工嘛。我不知怎么被班主任朱老师器重，指定为文体委员，每天带全班上早操，在男女生宿舍之间的小树林集合，跑步，做操。在学业上，我们初六八毕业的同学，自然比高中生基础差得多，现代文学和古汉语以及外国文学，几乎是从头学起。付庚生教授的唐诗讲得很好，一咏三叹，唏嘘连连，诗人的际遇和心境，让人从内心发生共鸣，诗原来是这样的。杨先生的古汉语，讲到方言最有趣。单先生讲鲁迅作品，尤其讲鲁迅在西安讲学的故事，同学们感到神秘。薛先生的外国文学讲得很优雅，郑先生的写作课一板一眼，蒙先生的红楼梦讲得鼻涕涎水，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房老师讲课老是望着天花板，有位老师的醋溜普通话，有位老师的照本宣科，也成为课余的谈资。在读专业课的同时，我钻图书馆借阅的兴趣是现代诗歌，五四时期的，五六十年代的，读得入迷。开学第一学期，校报发表了我一首快板诗，接着是一组实习小诗六首。在户县余下终南山下实习，我住在农户家，将所见所闻用自由体小诗的形式写了出来，偷偷塞入校报的投稿箱，结果第三天就刊出了，校报出现在男生宿舍的桌子上，同学们争相传阅。写作的最初收获，一下子变成了动力，欣喜且信心倍增。班上的另一位贾同学，也发表了一首诗，写的是他父亲当年的相片和他自己入学的相片，诗味很浓。我便与他结伴，给报刊社出版社投稿，但大多石沉大海。有一个假期，我也没回家，一是节省路费，二是想安静地读书写作。
中文系72级甲班一组
当时有一首出自北京大学的《理想之歌》，流传一时。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贺敬之、艾青、郭小川的诗，我们已经很熟悉。贾同学在等着坐亲戚的卡车回家，二人便约定一起写一首《工农兵学员之歌》。天气闷热，我们在宿舍里仅穿一条裤头，诗兴大发，从长江黄河写起，到工农兵学员的历史使命，洋洋洒洒写了几百行。投寄出版社后，抗美援朝诗人文大家先生约见了我们，他已经用小楷毛笔圈圈点点，从头到尾修改编辑了一遍，准备出版。之后我们拿到了新书《放歌天安门》，我们的诗作是几首抒情长诗之一。为纪念这一事件，我和贾同学专门到西大街灯塔照相馆合影，写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字样。这张照片，便成了多年之后追忆大学时代情谊的凭证。
与平凹出版诗集留影 1974
陕西渭南的双王村，一直是农业发展方面的典型，出版社组织作家和学员编写一本社史，我有幸作为其中的一员，来到渭河边的村庄住了两三个月。牵头的李作家是抗美援朝时代的诗人，健谈，思想活跃，也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报告文学。李作家在文化革命中是省作家协会的头儿，根红苗正，参与批斗过柳青等知名作家。他手头的一本《创业史》，圈圈点点，写满了眉批，大多是批评的文字。我却从这本书中，读到了真正有文学性的文字，真切的乡村生活，浪漫的文学情调，让我着迷。双王曾是作家王汶石蹲点的地方，他在这里写出了名篇《风雪之夜》。我们一边读王汶石的小说，一边在访问中寻找作品原型的影子。我住在一家贫农的棚子里，用木棍搭的床铺，铺了麦草，相当于储藏室，光线很暗，常常睡到半夜，床铺塌了，索性就蜷曲在麦草中捱到天亮。吃的是派饭，一家一户往过轮，苞谷糁，酸菜，粗粮馍，吃得很香。田野上的庄稼和绿树，人群和牲畜，炊烟和落霞，和村民生存的故事，让我产生一种不同于家乡的美好感受。生活，多么美好啊。我所写的妇女队长一章，经过李作家的修改，文字简洁生动多了。郑老师带队，他与李作家喜笑怒骂，有争论有合作，但到最后，不知什么原因，此书未能面世。从延安群众日报到省报的丁总编辑，这时也被下放到这里劳动改造，在他的联络下，我们一行数人到了太行山参观访问，到了兵工厂遗址和红旗渠。之后，我和贾同学到北门里看望过李作家，一起帮忙抄写稿子。贾同学出了大名，有人问我，李作家说你和贾同学是他的学生，我说是，青出于蓝是寻常事。毕业时，我与王同学一起去岐山西方采访赤脚医生的故事，创作了独幕话剧《白衣天使》，却没有条件排演。毕业论文《论红楼梦的艺术特征》，是与陈同学合作，在蒙先生的辅导下完成的，收入有关著述出版。记得当时住在出版社北门里的招待所，口若悬河的蒙先生仍然那么鼻涕涎水地为弟子们布道，不料有一天来了蒙师母，不知何事与先生吵闹，先生沉默良久，想对师母动手，却只是将火柴盒轻轻地扔了过去。我们做弟子的，想笑却不敢笑出声。工农兵上管改，没有了所谓的师道尊严，大家亲如父子兄弟，关系很融洽。脸上已有老年斑的单先生，经常到学生宿舍聊天，一口河南腔，乐呵呵地，征求同学们对他教学方式的意见。尤其是挖地道的劳动，说说笑笑，吃苦劳累，包括日后当了校长的有羞怯笑容的老师，大嘴巴的海南籍陈老师，都让人难以忘却。
渭南实习写社史 1973
一位从新疆大学来进修的老师，南方人，他和我们一起下乡时，给我们看他的夫人，一个穿连衣裙的姑娘。这是文化革命前的照片，让我们十分羡慕，美的不一定是姑娘，而是那亭亭玉立的装扮。在学校里，谁也没见过哪位女老师或女生穿裙子，那是资产阶级的标志。口红，香水，搽脂抹粉，卷发，甚至连蓄长发也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一般仅使用香皂和搽脸油。我解除了乡下的婚约，却没有在同学中物色到对象。班上大多女生比我年长，仅有的几位年龄相当的女生，不论美丑如何，首先是城市与农村、干部与农民的家庭背景的差异。风华正茂的年纪，却那么不自信，未敢向任何自己看得上的女生发出所谓爱情的信号。此一时彼一时，多年之后的命运转变，也许悔不该放弃某种爱的机遇，但在当时只能是痴心妄想。也曾有过旅途中的一见钟情，发出了情书，遇到挫折后即刻收兵。也曾与矿山女工友颇有好感，书信往来只是工友之谊，不敢越雷池半步，犹疑徘徊，丧失了机会。以至大学毕业，我还是光杆司令一个，怀揣五花六花，皆为过眼烟云，毫无斩获地结束了三年大学生活，转身面对新的生活。
吴堡采访 1975
工农兵学员哪里来哪里去，是毕业的原则出路。留校任教者和管理者，一个班也就两三人，留下学业突出的原高六六届的冯同学和班干部的少数民族的李同学，另一班干部的崔同学留校后原单位不放人，也好作罢。参加统一分配留在省城的，党政机关有一两个，其他需要一两个，编辑出版机构有我和贾同学，也许是因为在校期间发表过作品，他去了出版社，我去了正在筹办的杂志社。中间有个插曲，我开始的去向是渭北一个航空机构，我想比煤城要好些，同意了。很快，说把我调整到省城办杂志，我当然喜出望外。一位擅长外语的王同学分到了这个航空机构，他找我商量，说他的家在省城，可否对换一下。我想，这事恐怕不是自己能做了主的。共青团省委的宣传部马部长来到学校，与我见了面，说是先分到宣传部，伺机筹办青年杂志，我悦意。这样，我便烧了高香，幸运地留在了省城，从而开始了古都生活的艰难而乐观的漫长日子。
作者简介：
和谷，1952年生，陕西铜川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协顾问，黄堡书院院长。《市长张铁民》获中国作协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著作《和谷文集》14卷、《柳公权传》、舞剧《白鹿原》等多部。作品译为英文、法文。
图文来源：浅海文苑《陕西文史资料33辑》三秦出版社（部分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