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陈平原

采用散文、随笔讲述你我经历、熟悉的大学历史、故事、人物及精神，这一写作方式，很难说起源于何时何地，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应该是其迅速崛起的重要契机。此举的最大特点，在于有效地沟通了“文”与“学”—这里所说的“学”，特指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你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文体”，也可以从1979年创刊的“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的《读书》杂志说起；当然，还可以像我曾在文章中提及的，以1988年出版的两本有关大学的“怀旧”图书—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精神的魅力》作为切入点。而随着《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北大往事》（橡子、谷行主编，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出版与热销，集合众多零散的老大学师生的私人记忆而成书，这一编撰策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紧接着，江苏文艺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组织了“老大学故事”丛书和“中国著名学府逸事文丛”；随后出版的“中华学府随笔”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及“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走的也是这条路—谈论大学的历史，不再局限于硬邦邦的论说与数字，而是转向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参见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其实，“追忆似水年华”，从来都是文人学者写作的重要动力。而对于上过大学或在大学工作的人来说，大学记忆连着青春胎记，历经岁月的酝酿与淘洗，不断地发酵与积聚，终于在某个特定时刻喷薄而出。这种状态下，很容易催生出生气淋漓的好文章。假如你所谈论的大学故事与人物，恰好能折射时代风云，或凸显某种精神境界，那就更有可能赢得满堂掌声。

为何讲述大学时，最终要落到“人物”上，这和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名言有关。最近这些年，很多人在传他1931年12月3日的就职演讲：“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其实在此之前，1912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代理校长马相伯先生在到任欢迎会上的演说，也有类似的说法：“然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这个句式，源自《孟子》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核心是强调“人”的重要性。我们研究大学的历史，辨析大学的制度，讲述大学的故事，也应该从“人”的角度切入。

为了便于读者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也为了保存某些难得的时代气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众多有关老大学的图书，大都会用插页方式，印制若干老照片。但那更像是图书的配件与装饰，编写者及出版社都不曾将其作为重要一环来认真经营。这就说到约略与此同时崛起的另一种出版风尚。1996年底，山东画报出版社的《老照片》一经推出，即以其别开生面的图书样式与回眸历史的新颖视角，引发了风靡全国的“老照片文化热”。如今，该社又别出心裁，策划出版“我们的大学”丛书，选取具有悠久历史、在海内外卓有影响的知名大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其人文历史与精神风貌。

“老大学”丛书追求的是“文”与“学”的配合，“老照片”则着力“图”与“文”的融通，如今“我们的大学”将这两条线交汇起来，最大限度地兼及图·文·学三者，实在可喜可贺。

天下事，有得必有失，追求五彩缤纷，那就无法执着与凝重。好事你不可能全都占尽，比如知识系统或思想深刻，便非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某种意义上，形式就是内容，既然选择这么一种三合一的图书风貌，除了必不可少的诚实与可信，“好看”应该放在第一位—无论人物、文章还是图像，都必须生动、活泼、有趣。说到底，这不是一字千钧的学术史，也不是正襟危坐的教科书。

如此“好看”的文化读物，拟想读者可不仅仅是各大学的校友，更包括所有对中国大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兴趣的读书人。

2023年3月20日

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序

李浩

由陈平原先生担任总主编的“我们的大学”丛书，选取具有悠久历史、在海内外卓有影响力的知名大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其人文历史与精神风貌。西北大学忝列其间，是学校的光荣。平原先生委托我们依据丛书体例编选本书，则是我们的荣幸。挂名主编虽有虚荣，但编辑时间紧张，工作任务艰巨，学术要求也很高。平原先生在《总序》中对这一套丛书的定位是：“采用散文、随笔讲述你我经历、熟悉的大学历史、故事、人物及精神”，有效地沟通“文”与“学”—这里所说的“学”，特指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近乎1979年创刊的“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的《读书》杂志体。他还说，“老大学”丛书追求的是“文”与“学”的配合，“老照片”则着力于“图”与“文”的融通，这两条线交汇起来，可最大限度地兼及图·文·学三者。按照我的肤浅理解，就是要从“文”与“学”两端，并能最大限度地兼及图·文·学三者，展示一所老大学的教育史、学术史与思想史。这样高端的编写理念，即使我自己理解、消化起来也很吃力，何况还不是由我们写文章，而是要由我们在卷帙浩繁的校史文献中选出符合丛书编写标准的文章。丛书的编选细则是，最好由名人写名人，首先要确定入选的名人，然后从他们的学生、后辈或亲属等写好的文章中选出一篇。在编选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些教授学术声誉隆盛，不难找到一篇合适的文章；也有些教授因专业冷僻，大众不了解，故要找到一篇合适的文章其实很难。丛书的学术目标虽然有点高，但我们勉力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好在学校历史悠久，素材很多，在书稿中也能看到对平原先生编辑宗旨的回应。王子今在《“弄瓦翁”陈直：秦汉史研究的学术旗帜》一文中便感叹道：

有代表性的学人，是一个大学的光荣。一个学术方向，也往往有若干位各有学术个性的标志性人物。这样的学者，不仅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充实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同时指引着探索的路径，引领着后学者前行。

我虽然不做现代教育史和大学史研究，但平素喜欢浏览自己学科以外的书，包括平原先生的“老北大”系列、陈思和先生写复旦的书、陈尚君回忆复旦师长的书等。有关西北大学校史的著作，从董丁诚老师的“紫藤园”系列，到姚远、张在军的“西北联大”系列研究，我都认真学习过。为了能深入地比较抗战时期两所“联大”的兴衰变迁，我还专门翻阅过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历史记忆本质上也是文化记忆。“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在这次集中阅读校史中不同时期、不同学科的人物特写的过程中，各个学科先贤的事迹首先感动了我，有几点令人印象特别深刻：

一是学贯中西，多有通识。在姜彩燕主编的《西北联大文学作品选》中选了化学教授刘拓的《苏幕遮（夜方阑，风乍烈）》。刘拓后来还与人合作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应该是较早的中译本。说到翻译，老校长侯外庐先生也是较早翻译《资本论》的译者之一。李仪祉先生除了专业成就，还酷爱秦腔，编创了《复成桥》《卢采英救夫记》《李寄斩蛇记》等秦腔剧本，时人孙仁玉评说李仪祉“以游学欧洲、见闻广，所编戏融合中西，提醒青年处甚多”（董丁诚《一专多能的李仪祉校长》）。老西大一专多能的教授还有很多，这一方面使得教授的学术生命充实而有光辉，另一方面也潜移默化地熏习濡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二是善用地利，注重田野。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学教授往往是书斋型学者，但本书所选的李仪祉、杨钟健、马长寿、张伯声、黄文弼、张国伟、舒德干、王建新等多位教授却有些例外，除了著书立说、作育人才，许多学者把论文写在了祖国大地上。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学科的原因，更有学校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比如，杨钟健留学回国后，就参与了北京周口店的地质与古生物考察。马长寿早年“主要从事民族学的研究，以其在大学和实践中学习到的近现代西方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等方面的知识，坚持走与民族实地调查相结合的路子，不畏艰难困苦，先后深入我国西南彝族、藏族（嘉戎）、羌族等聚居地区，进行民族调查，收集了大批珍贵的民族文献和文物。在这一基础上，他先后发表了一批优秀论文……从20世纪50年代起至60年代初，他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仍然坚持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多次深入民族地区（四川凉山彝族地区、陕甘回民聚居地区），勤奋著述，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内作出了突出贡献”（周伟洲《马长寿教授的学术活动和治学方法》）。黄文弼是参加西北考察团的中国五位学者之一。“当时学术界对西北研究的热情虽正在高涨，但多数人还习惯于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真正愿意投身荒漠，涉险犯难，去寻求新资料，去进行科学实践的人，寥寥无几……在当时学术界无疑是开了风气之先。”（黄烈《黄文弼传略》）无独有偶，新一代考古学家王建新赓续先贤传统，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出了新的阐释。他认为：“‘读万卷书’只读中国传统历史文献已经远远不够了，还必须读外国的历史文献。不仅要读英语、俄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波斯语、阿拉伯语等现代语言的书，还要读梵语、古希腊语、古波斯语等古代语言的书；不仅要读历史文献，而且更要读各国、各语言的考古文献。此外，地理环境资料也是我们必读的。这样一来，只靠一个人的能力已经读不完了。从2003年开始，我就组织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翻译、阅读和讨论外国文献……不能只坐在家里读这些历史文献，需要到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结合地理环境资料和考古资料重新梳理和解读。这就是现代的‘行万里路’的意义。”（王建新《我的丝绸之路考古学术梦》）前代的古董学家、金石学家仅仅局限于在收藏室把玩鉴赏，黄文弼则参与国际性的新疆考古、丝路考古，成为中国学者中“新疆考古第一人”；王建新和他的团队则翻越葱岭，在广袤的中亚地区探古寻奇。

三是开创学派，构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由本书所选文章也可以看出学校相关学科从建立到赓续，再到学派崛起、发展的一些特点。本书并不是按学校重点学科排座次，我们仅就已有文献作了一些梳理和归纳，发现入选人物较多的一些学科和学人，如地质学有杨钟健、张伯声、郁士元、张国伟、舒德干、郭安林等，经济学有罗章龙、何炼成、张维迎等，狭义的考古学仅有黄文弼、王建新，但如果加上历史学的侯外庐、陈直、张岂之、王子今、方光华，民族史学的马长寿、周伟洲，区域与国别史的彭树智、黄民兴，则历史类学科当之无愧是西北大学枝繁叶茂的优势学科。此外，物理学有岳劼恒、侯伯宇，数学有王戍堂、李继闵，化学有高鸿，体育有王耀东，医学教育有徐诵明，政治学与历史学有许兴凯，皆各具风范，共同支撑起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科格局。

优势学科一定有前后相续、代际传承的优秀教师，好的学科与好的教授、好的学生是互相成就的。比如，张伯声先生曾提出“地壳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成为一派独具特色的学术观点，影响全国地学界。西北大学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战线的黄埔军校”“中华石油英才之母”。又如，舒德干院士发现了迄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昆明鱼”“海口鱼”化石—被国际学界誉为“天下第一鱼”；他还提出“三幕式寒武纪大爆发”假说，为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难题提供了关键实证。

包括西北大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大学，载入校史的人物，多为（该校该学科）开宗立派的人物，但能否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该学科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就不一定了。老校长郭琦曾倡议陕西的学者要“走出潼关”，走向全国。陈直先生“学有端绪，却又能开辟新境。”“他开拓的道路，已为学术界大多数所肯定了。这正是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由黄文弼、陈直到王建新，可以看出西北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科的一些特点。因丛书体例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对一个学科进行全面介绍，仅就考古人才培养而言，从王子今、王震中、焦南峰、刘莉、黄晓峰、李锋、葛承雍、吴敏霞，到仍在校内一线活跃的陈洪海、钱耀鹏、冉万里、于春，也可以看到一个卓越学科的成长其来有自。

四是艰难困苦，九死未悔。与今天在高校任教的一线学者不同，校史上的这些先贤，大多经历曲折艰辛。地质学教授郁士元，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热血报国。后来在政治运动中，有人让他诬陷同志，他虽受尽磨难，却坚贞不屈。刘持生先生除学问一流、诗词有特色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大智慧，透过他的生平经历可略窥一斑：他曾担任蒋介石侍从室副官，但能窥破热闹，急流勇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正担任长春大学文学院院长，但能当机立断，从险象环生的乱局中拂袖而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坚持“述而不作”，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中，全身保真，确有先见之明。

五是诗教绵长，文心相续。诗教一词本来是指以古典诗歌为载体进行教化与培育的传统教育理念与实践，现代学人则作为审美艺术教育的代名词。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西北大学是综合性大学，素以文史见长，校史中的黎锦熙、许寿裳、曹靖华、张西堂、傅庚生、单演义、郝御风、刘持生、安旗、张华诸先生，或精研语言、经学、古典诗词与鲁迅研究，或兼擅新诗、散文、翻译与文艺评论。张西堂的经学研究，傅庚生的杜甫研究，安旗的李白研究，单演义、张华的鲁迅研究，刘持生的诗词创作，皆以学问为根柢，以文章为面目。无论是战火流离，还是时代浮沉，前辈们都不废讲席，不坠文心，使西大的学术谱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以文心相续的文学教育传统，中文学科仍享有“作家摇篮”“唐代文学研究重镇”的称誉，正是这一传统的流注。

六是经世致用，报以国华。现代大学建立伊始，正逢外敌入侵、国家危亡之际，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以“科学报国”为志向。李仪祉先生被誉为“一专多能”，他的“一专”就是水利。他主持建设了关中“八惠渠”，对陕北、陕南的各项水利工程也有设计和筹划，对“治理黄河”也有真知灼见，还参与了长江、汉江及海河、永定河等河流的规划治理和考察研究。其主持建设的关中“八惠渠”，对改善关中地区水利灌溉贡献很大，被列为陕西省级水利遗产。西安高新区将沣惠渠蓄洪处命名为仪祉湖公园，内有东湖、西湖、八惠亭等景观，以纪念李仪祉先生。1947年，地理学教授傅角今以内政部方域司司长身份组织召开西沙、南沙群岛范围及主权之确定与公布会议，为此后的中国南海主权确定了基调和范围。会后，为了使确定的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范围具体化，内政部方域司印制了《南海诸岛位置图》。1948年，这幅图被收入由傅角今主编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图中按照南海诸岛所处地理位置，标定了一条由十一段断续线组成的U形线，至此，中国南海十一段线（U形断续线）被正式标注在中国南海地图上，成为现代中国南海地图的重要蓝本，也是如今中国坚持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和维护海洋领土的重要法理依据。郑资约教授参与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海诸岛的接收，主持了南海主要岛屿的实地测量工作，参与南海岛屿国界的划定和整理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名称等，并编著出版《南海诸岛地理志略》。

2025年10月份，平原先生来电告知丛书的编写事宜，委托我负责西北大学卷。多年来，平原先生对西北大学的学科建设鼎力支持，对我个人也多有奖掖扶持。我虽知不能胜任，却难以拒绝。好在还有同事姜彩燕教授负责具体编务，我“坐享其成”。

按照本丛书的编辑宗旨，本书的编选不代表学校官方对校史上知名人物的正式评价和排序取舍，入选名单由主编提出，如有明显的缺漏或不妥，我自己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在编写过程中，我曾向蒋林书记、孙庆伟校长汇报过我们承担的工作，校领导指示学校学科办、宣传部、校史馆、国内合作处和校友总会全力配合，我们与相关部门就撰稿人、图片、档案等反复商讨。稿成，出版社还邀请中国长安出版社副编审李涛先生外审。李涛也是西大200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对校史极熟稔，对本书编辑包括序文撰写，多有建言，我们择善而从。值此新书出版之际，向关心和支持本书编写的各位领导、师友公开致谢。

2026年5月21日

后记

姜彩燕

过去几年，我虽做过一点与西北大学校史相关的研究工作，但内容多局限于文学研究领域。这次有幸参与由李浩老师牵头的《我们的西北大学》的文章选编工作，使我得以系统了解学校各学科领域的学术前辈。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之前的认知不足，深化了我对校史的理解，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我们的西北大学》是由陈平原先生担任总主编的“我们的大学”丛书之一。根据陈先生为丛书确立的选编原则，本书以学人为主线，“先定人，再选文”，且优先选用“亲炙弟子或家属所撰”的带有情感温度的回忆文字，并力求做到“图”“文”“学”三者合一。我的理解，就是先选出西北大学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然后在回忆他们的文章中遴选可读性比较强的篇目，再配上具有历史感的图片。这个工作乍一听起来比较简单，可真正做起来却并不轻松。

西北大学是一所拥有一百二十四年办学历史的综合性大学，百余年来各学科都产生过不少杰出人物。想要从中选出三十位左右的代表人物，着实需要反复权衡。为此，我们查阅了各种版本的校史著作，各类学人名录，结合学校近年来的学科发展状况，经过仔细研讨，最终确定三十五位人选，覆盖了各个历史时期与不同学科。人选确定后，我们开始选编文章。有些知名前辈的回忆文章数量充足，选文并不困难，但为了优中选优，我们有时会反复考量，更换篇目。就在提交全稿的前两天，还临时调整了一篇；还有部分学者，能找到的资料多为新闻报道或常规学术介绍，不太符合我们对文稿的要求，只好临时约请作者补写。这种突击任务给他们增加了不少负担，所幸大家都十分热心，非常高效地完成了撰稿任务。书稿中关于王耀东、岳劼恒、张西堂、郝御风、刘持生、张国伟、舒德干等先生的篇目，就是专为本书而写的，在此向诸位作者表示由衷感谢。

本书所选的三十五篇文章以人物生年先后为序，以便读者把握时代脉络。大体来说，这些文章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为亲属所撰的回忆文字或学行小传，如黄烈写父亲黄文弼、曹彭龄回忆父亲曹靖华、张铭洽怀念父亲张西堂、徐冬冬追忆外祖父徐诵明，皆以生动的细节、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勾勒出学者的生平经历与精神世界；第二类为弟子或后学所著的怀人记事之作，如张自强忆黎锦熙、张岂之记侯外庐、方光华写张岂之、阎琦写傅庚生、薛天纬忆安旗、杨军忆刘持生、王子今论陈直、周伟洲述马长寿、曲安京记李继闵、王富仁怀念单演义、刘锋杰忆郝御风、黄民兴写彭树智、张维迎怀念何炼成、黄晓军写傅角今、杨战营和杨文力怀念侯伯宇、张瑞写王戍堂、张艳茜记张华、郭安林写张国伟，这些文章或梳理学术成就，或总结人格精神，都展现了前辈师长的人文风骨与治学品格，同时体现出西大的学脉传承；第三类为校史专家所写的人物随笔，如董丁诚写李仪祉和郭琦、姚远写岳劼恒、武德运写许寿裳、杨德生等人写王耀东，皆依托丰富而扎实的史料，摹写人物风貌，采撷逸事趣闻；第四类是资深记者、编辑执笔的人物小传，如苏文洋写杨钟健、秦风写郁士元、高远写许兴凯、李海阳写罗章龙、李琛写舒德干，文笔流畅，史料翔实，在叙写传主生平事迹的同时，也展现其精神风貌；第五类是王建新的自述《我的丝绸之路考古学术梦》，回溯了考古学者的探索历程。这些文章以一系列鲜活的人物串联成一部立体的西大知识分子精神史。在他们之中，有一专多能的大学校长、抗战从军的热血教授、叱咤体坛的国际冠军、淡泊名利的学术隐士、成就卓著的科学精英。他们都以不同的人生轨迹，共同书写着“公诚勤朴”的动人篇章。

希望广大读者能在掩卷之际，遥想当年城固汉江边上，前辈学人在战火与困顿中奋力前行的身影；忆起西安城墙根下，众多学者在清寂岁月中留下的求索足迹。这种精神，正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根本。

本书的出版，仰赖众多师友的帮助。在此，谨向所有赐稿的作者及家属致以诚挚谢意，感谢他们无私分享珍贵的文字与回忆。他们多为西大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学脉传承的中坚力量。有几位已年届八九十岁高龄，仍一丝不苟地修订文稿，不辞劳苦地搜求老照片，种种热心举动令我感动不已。在与各位作者、家属沟通的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我们的西北大学》所承载的意义。对于每一位曾在此求学、执教、生活的西大人而言，西北大学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永远的身份印记。同时，感谢学校宣传部、档案馆、校史馆为本书提供的珍贵史料，感谢各学院在组稿和联络工作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此外，感谢西北大学1985级石油地质专业校友郑秀娟、1987级考古专业校友窦旭耀、2016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校友崔亮通读书稿并提出宝贵意见。也感谢我的学生丁永杰、李琪玲、闫雨青、常乐妍、郝芳宁等，在资料搜集工作中给予的协助。最后，谨向山东画报出版社责任编辑王伟女士致以谢意，感谢她耐心细致的编校工作。

我们深知，这并非一部“完成时”的书，而是关于西大记忆的一次阶段性打捞。期待本书能激发更多校友提笔忆往，让西大的精神底蕴在持续书写中日益丰厚。

2026年5月27日

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