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4期《美文》杂志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前会长、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的一篇美文，题为《父亲最后的眼泪》。随后，《收获》杂志公众号于4月13日转发了这篇文章（以下简称丁文）。4月17日，西北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李斌将丁文转发至“紫藤园书友会”微信群，并无缝衔接地推送出一帧民国时期国立西北大学毕业证书的照片。正是这个转发与推送，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认真拜读丁文后，我弄清了这张毕业证书的由来。原来，证书的主人是丁帆教授的父亲——1946年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的老学长丁震先生。
丁帆教授《父亲最后的眼泪》一文，感情深挚，文笔老道，叙事详尽，议论剀切。让读者看到了特殊历史年代里，一个充满家国情怀，积极追求进步，勤奋努力工作，坚持读书学习，但是由于家庭出身、言论犯忌等原因，人生并不怎么得志甚至有些憋屈的知识分子形象；看到了一个热爱生活、深爱家人，望子成才、教子有方，对子女严慈相济、言传身教，可敬又有些可畏的中国式父亲形象。作为一个读者，我为丁文所感染、所打动。作为一个西大人，我更为发现了丁帆教授的父亲是西北大学老校友而惊喜而感叹。
根据丁文叙述，丁震学长1943年从地处北平的辅仁大学肄业，后赴地处陕西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继续学业，1946年毕业后到上海善后管理所工作。1949年后，在苏南行署供销社工作，1955年到江苏省供销社工作，1957年又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干部学校学习，毕业时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83年因病过早逝世。丁帆将其父丁震先生三张不同时期的肄业证书、毕业证书以时为序收入文中。看到丁震学长这张78年前的国立西北大学毕业证书后，我即随手从书柜中取出由陕西省档案馆主持、我校校史专家姚远等编撰，我做责任编辑、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档案史料选编》一书，很快就找到了两则丁震学长的相关信息。在国立西北大学三十四年度法商学院经济系三年级学生名录里，丁震学长的名字首次出现，这表明丁震学长是1944年上半年插班就读于国立西北大学的，当时该班级共有78名学生在读。1946年6月，该班72名学生修业期满并毕业，丁震学长亦名列其中。
细读丁文并翻阅名录之后，再度端详这张纸质发黄的国立西北大学毕业证书，我脑子里下意识地冒出了一个念头：可否请丁帆教授将这张堪称“文物”的毕业证馈赠于我校校史馆收藏展陈，窃以为那样将会更有价值和意义。由于我与丁帆教授素不相识，便将这个似乎有点唐突的想法发到了“紫藤园书友会”微信群，并希冀群里与丁帆教授相熟者出面疏通渠道搭建桥梁。我的这一动议立即得到了西大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刘杰的响应。他亦发声热烈欢迎丁震老校友的毕业证书回到母校，并表示如能实现将精心收藏和尽快展陈。令我十分惊喜的是，不到一个小时，便传来了丁帆教授愿意捐赠其父毕业证书的佳音。原来，这是也在“紫藤园书友会”微信群里的两位西北大学校友穿针引线、积极联络的结果。这两位校友分别是中文系1978级学生、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何锡章教授；中文系1981级学生，西北大学文学院周燕芬教授。何周两位教授均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与丁帆教授既有密切的学术交往，也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遂当仁不让主动联络，促成了这桩美事。
继微信中慨然允诺之后，丁帆教授又亲笔致信西北大学校史馆，以文字的形式，再次郑重表达了愿意捐赠的明确态度。丁帆教授的这封信情真意切，言简意赅，兹将全文谨录如下：
西北大学校史馆：
本人拙文《父亲最后的眼泪》在西安的《美文》杂志上发表后，引发了西北大学校友的关注，老朋友何锡章教授和周燕芬教授均转来贵馆期望收藏家父丁震这张国立西北大学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毕业证书之原件。作为西大毕业生的子女后代，我们愿将历经七十八年岁月磨难尚存的遗迹，奉还给父亲的母校留存。
此证书是前几天刚刚从老房子的小阁楼上才寻觅到的。过去只知道家父是在抗战西迁时从辅仁大学去的西北联大，此番才算弄清了他与西北大学的血缘关系，甚幸！感谢你们寄来了当年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学系家父同班同学的花名册，那是家父在世时念念追寻的人。可惜他早殁，未能在改革开放的好年代里再见同学。
奉捐原件望查收！
甲辰年三月
丁震之子丁帆泣奉于南大和园桂山下
4月25日上午，周燕芬教授的丈夫，亦为西大校友的贺光武告诉我，他刚刚收到了从南京寄来的丁震老校友的毕业证书及丁帆教授这封信的原件。听闻此讯，我当即前往光武学兄与周教授的府邸，零距离地见识并轻轻地抚摸了这张被丁震学长及家人悉心收藏、精心呵护，距今已有78年之久、堪称校史文物的国立西北大学毕业证书。但见发黄的宣纸上，工整的毛笔字迹、帅气的黑白肖像、红色的国立西北大学印章以及时任校长刘季洪先生的名章昭然呈现眼前，无不清晰可辨，只是由于年久日长，有些残缺不全。
为了告慰丁震老校友的一片爱校之心，感谢丁帆教授的慷慨之举，西北大学博物馆（校史馆是博物馆的一个分馆）于第一时间制作了丁震学长毕业证书的复制件，以供其家人留作纪念，并向丁帆教授敬颁了捐赠证书。
此事告成后有朋友问我，你与丁帆教授素无交往，怎么就会冒出这个盼望他捐赠其高堂毕业证书的念头呢？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很简单，因为我是西大人，丁教授是南大人。作为一个在西北大学学习、工作、生活了四十六年之久的西大人，我对一切与西北大学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和浓烈的情愫。当看到这张78年前的国立西北大学毕业证书时，不由得眼前一亮，随即便产生了欲使其回归母校，以供后学观瞻的念头。我觉得这既可弥补校史展览中实物偏少、原件匮乏的不足，又可藉此昭彰丁震校友对母校培育永世铭记的学子情怀。那么对作为南大人的丁帆教授，我怎么就如此想当然地认为他会愿意捐赠这件类似于传家宝的父亲珍贵的遗物呢？这就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说起。一是从《父亲最后的眼泪》一文中可以看到，丁帆教授与其父丁震之间的父子情感是十分深挚的，他认为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就是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想，一个拥有巨大精神财富、宽广人文情怀的著名教授，一定能理解、体察父亲母校的这一请求及其中蕴含的精神传承、薪火相继的意义，尔后发生的情形正是如此。丁帆教授在知悉父亲母校的愿望后，随即便大气慷慨地表达了愿意捐赠的明确态度，尽管这件“文物”是他新近才寻觅到的。二是南大人对待自己校史的态度，使我相信丁帆教授定会推己及人，玉成此事。十几年前，我曾非常专注地参观过南京大学校史馆，除了在整体上深受教益外，尤其是所看到的两件实物原件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件是江泽民同志当年在这里读大学时的借书证，另一件是一部《高鸿文选》。高鸿先生是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资深教授，1992年高先生从南大调到了西北大学，并由此搭建起南大与西大两校之间亲密关系的桥梁。1998年，为了纪念高鸿先生诞辰80周年暨从教50周年，我任总编辑的西北大学出版社精心编辑出版了一部大十六开的《高鸿文选》。在参观南大校史展时，我十分惊讶地看到那本深红封面的《高鸿文选》赫然陈列在展柜里面，在灯光的照射下是那样的光彩夺目、鲜红耀眼。对一个已经调离了的老教授，南京大学的校史展仍然给予如此高度的重视与礼遇，使我对南大人这种重视校史、以人为本的态度和做法肃然起敬，至今难以忘怀。
行文至此，关于这段佳话的起根发苗、演进过程与圆满结果均已述及，似乎可以收尾打住了。然而我却觉得仍然意犹未尽，特别是缺少了对丁震学长当年为何告别辅仁大学而千里跋涉负笈陕西之缘由的探究，缺乏对丁震学长在西大求学的相关背景与情形描述。因此，我便不揣浅陋、不惜笔墨再简要介绍若干彼时国立西北大学及其法商学院的情况，庶几有助于理解丁震学长当年为何要告别北平，西赴时在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并在那里愉快地完成了学业。
其一，丁震先生的大学春秋与陕西是很有缘分的。为丁震签发辅仁大学肄业证书的是该校文学院院长沈兼士，而沈兼士先生正是从陕西走出的文化名人。在陕西，沈兼士与其兄长沈士远、沈尹默被并称为“汉阴三沈”。他们兄弟三人均出生、发蒙于汉阴，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后，于1903年随家迁至西安。1905年，沈兼士和二哥沈尹默一道赴日本留学，并师从章太炎先生。在北京，沈氏兄弟则被称为“北大三沈”。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曾写道：“北平文化界之权威，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三沈”就指的是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位兄弟，“二周”指的是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二马”指的是马幼渔、马衡两兄弟。他们皆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享誉全国的学界巨擘、杏坛名师。其中沈兼士既是中国语言学家，又是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家和著名书法家。丁震校友后来所上的国立西北大学，当时地处陕南的城固县，与其恩师沈兼士的生长地汉阴县相距不到150公里，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
沈兼士先生
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度一下，丁震学长当年未及完成辅仁大学的学业，便西行远赴时在陕西城固县的国立西北大学继续求学，很有可能就是受恩师沈兼士先生指点或者影响而作出的选择。其初衷无非就是：脱离沦陷区，奔赴大后方。
其二，国立西北大学是抗战初期平津地区最早西迁的高等院校，是由最大的战时大学联合体——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改制化身而成的著名大学。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和天津相继被日寇占领，为了保存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使中华民族的文明火炬延续不断，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失学、当亡国奴或受奴化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顺应时势与广大师生呼吁，于1937年9月10日发布16696号令，决定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西安临时大学再度南迁到汉中，易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至1939年8月，西北联大又先后改制分设为国立西北大学、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师范学院和西北医学院等五所大学。
对国立西北大学来说，由于这次改制，实现了 “京源”与“陕源”的合流，并永远地扎根于陕西大地，确立了“发扬民族精神，融合世界思想，肩负建设西北之重任”的办学愿景。故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史的学者普遍认为，国立西北大学实际上是一所“学缘于京、地缘于陕”的著名大学。
国立西北大学经济系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毕业同学合影
关于西北大学侨寓城固八年勉力办学的情形，1938至1947这十年间在国立西北联大、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任教并兼任过经济系主任的罗仲言（章龙）教授，曾以多首诗歌记述。《秦麓草堂述怀》这样描述：“频年依岭麓，研理望高岑。辨学探嶓冢，忘机息汉阴。授徒惭自了，树木盼成林。浩瀚巴山表，千山雨作霖。”而另一首《重组西大经济学会示诸生》则曰：“盛会十年事，相观理愈尊。为山期九仞，建学致全元。宝器郁秦麓，春风吹渭原。艰难宏教化，树木至今繁。”生动形象地抒写了西大教授们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日常场景和师者情怀。1946年4月30日，在告别城固迁回西安前夕，由中文系主任高明教授撰书、校长刘季洪立石的《国立西北大学侨寓城固记》，则更是全面记述了师生们从平津出发一路迁徙至陕西之西安、之城固，并在此驻足八载勤勉办学、为国育才、读书救国的种种情形，诚挚地表达了对城固父老乡亲深情庇荫的感恩之心。其中有曰：“……于是，北雍学者，右学诸生，痛夫蕃卫之失，耻与非类为伍；或驱车崄路，或徒步荒原；或褰裳涉水，或策杖攀崖，餐风宿露，戴月披星，载饥载渴，载驰载奔，以莅止于陕西之城固。喘息未定，父老来集；劳之以酒食，慰之以语言，荫之以宇舍。于是弦歌不复辍响，绛帐于焉重开，问学之士，闻风而至，咸以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相与期勉，彬彬乎一时称盛！城固者，北凭秦岭，南倚巴山，中通汉水，号为乐城。……惟是大学莅止，风气聿开；平章世事，则谠论出于鸿儒；讲诵道艺，则名言绎于硕学；谈宇宙之玄秘，则极深之研几；论文辞之奥窔，则发微而抉隐。他如搜奇考古，则西北文物灿然备陈；格物致知，则陕南花木纷然入览。……文教溥被，迥迈寻常。岂非姬周晋宋故事之重演，所谓因祸而得福也哉！”这些记述抗战期间国立西北大学在秦岭南麓巴山脚下汉江之滨古邑城固辛勤办学的语句，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激荡，感奋不已。
丁震校友正是于这八年中的最后三年，在侨寓城固的国立西北大学度过了他最难忘的大学生涯。不知丁震校友对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有无留下文字记述，若有的话，那也是具有极高的校史资料价值的。
其三，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是学校当时最大的院系，全国最好的法商学院之一。西大法商学院的源头，远可追溯到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近可追溯到1934年设立的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其以崇尚学术自由，理论实践并重，左倾色彩较浓为立院特色。迁陕之前，李达、陈豹隐、白鹏飞、范文澜、许德珩、侯外庐、程希孟等著名教授在此执教，李达曾担任过经济系主任。1937年迁陕后，曹靖华、沈志远、季陶达、杜元载、罗仲言（章龙）、章友江、尹文敬等著名教授在此执教。原北平大学校长、西北联大常委徐诵明，著名学者许寿裳曾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法商学院不仅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学生人数也是全校最多的，大约占到了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
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教室
在丁震学长的同班同学名录中，我还看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一个是从安徽考来的刘淑端女士，她毕业即留校任教，后来成为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她曾为恩师罗章龙的助教，在罗老离开西大后也一直保持着联系。罗老曾题诗赞誉她：“阜阳才女士，抗战来后方。秦麓弦歌地，巴山橘柚乡。著书恒接席，析疑辨微芒。回首西京道，鸡鸣风雨长。”另一个是韦佩弦先生，他是我的同事韦苇女士的父亲。1946年韦佩弦先生从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毕业。1977年参加了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年高考的韦苇，又踏着父亲的脚印，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时留校任教，此后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此番我们又意外地知悉了丁震学长的有关情况，这无疑是校史校友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但愿将来还会有更多的细节被发掘被印证。
睹物思人，纸短情长。值此，我们深切缅怀丁震学长，正是他对母校毕业证书视若珍宝般的收藏与呵护，才使其历经78年磨难之后能够重现天日，并以此为后学们树立了永世铭记母校培育之恩的楷模。我们真诚礼敬丁帆教授，正是他的慷慨捐赠使得这张“文物”级别的国立西北大学毕业证书，在78年后回归母校，成为校史馆的重要收藏，校史展的珍贵实物。我们衷心感谢《美文》杂志与《收获》公众号，是它们刊登和传播了《父亲最后的眼泪》一文，从而使我们有机会知晓这个真实的故事，看到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并最终酿成了一段感人心脾的佳话。
杨德生 研究员，1982年初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曾任西北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党委宣传部长。编撰出版《漫游中国大学——西北大学》《图说西北大学百廿年历史》《西北大学教育理念文选》等。
图文来源：“美文杂志”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