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我们毕业四十年重返母校的日子。每个班需要一位同学代表发言。我深知自己不够格。我们七七级实际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而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曾经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办《希望》杂志，演《于无声处》话剧，在西安，乃至在全国高校，都曾经产生过较大的社会影响。更何况我们班还出现了众多人物，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编辑、导演、教授、博导，还有官员和企业家，都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风云人物，至今影响不减。我怎么能代表得了大家？

让我代表同学们发言，可能因为国外的同学来不了，而我的距离又最远。我和同学们一样，有太多的话要对母校说。我愿意越俎代庖，是因为想到我们的老校长郭琦教授和我们的老师董丁诚教授。董老师是西北大学党委书记，郭校长是陕西省社科联主席。而我也曾经担任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最后职务是海南省社科联主席，但这完全不可相比。在这个发言前，我认真地查阅了我们十年前追忆西北大学时光的《感谢时代》书中同学们的文章和我们中文系七七级微信群《紫藤园》中同学们的留言。代表七七级同学发言，我倍感自豪。

我们七七级同学的成就用我们班的词人张君宽即月人的话来表达，个个都是“人中龙凤”“圣代精英”。光念七十一个的名字，规定的五分钟时间都不够。倪文东同学在他的书法教育公众号中制作有《给母校汇报，向老师汇报》微信专集，有每个同学的今昔对比照片、后来的职务和留言。欢迎大家加我们的微信了解。我们可以骄傲地报告母校：我们没有辜负母校西北大学的精心培养，大多数同学没有放弃文学的创作、研究和出版的阵地，写小说，作词曲，发诗歌，教学生，搞研究，当编辑，制新闻，做传媒，拍影视剧，都在本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一些同学虽然转行，但如张晓春同学所说，“西北大学给我们内心埋藏了文学的种子，不管我们后来改换什么职业”，“文学一直盘踞在心里，须臾没有离开”，照样做得风生水起。我们还有一些同学一生从政，但也坚持以文字为媒，坚守母校教给我们的做人原则和底线。袁秋香同学形容道：“西北大学教给我们是向善和向上。我们班没有出一个贪官，也没有出一个坏蛋。我们过往的辉煌都是美好的记忆。”

我从本科到硕士、博士，读过三所大学。我们国家看重最后学历。因此，我常被人说成是南京大学或华中师大毕业的。但我知道，没有西北大学就没有我后来的一切。国外看重第一学历，因为本科真正在打基础，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就在此培养。这就像一座大楼，地基决定大楼的质量和寿命。读硕士和博士可能会掺杂水分，但考大学必须凭真本事。

西北大学是我们人生和事业的起点。给我们授课的老师有来自民国时期的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也有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知名专家。那是我们国家从“文革”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期，用吴然同学的话说，那是一个“思想解放、激情燃烧的时代”。薛保勤同学总结道：“我们遇到了那么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贤师，他们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关心关爱，授业解惑，亦师亦友，使我们终生受益。”他还总结道：“母校给我们提供了宽松、包容、向上、向贤的学习环境，以及浓厚的学术空气，开放式的教学，帮助我们完成了从文学的爱好到文学的自觉，从文学的自觉到文学的担当。”于翠玲同学这样形容：“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啊，每个人都是浪漫的诗人”。就是在以后的大学生难以想像的思想启蒙和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我们走向成熟，走向社会。李亚军同学有一首诗，回忆我们老师：“师诚高且爱，倾情复敦敦。真爱如父母，高道教深深。最是春风雨，化我了无痕。仰俯观千代，吾师绝古今。”我们的老师集“师亲友三位一体”，为我们做出了做人做事的表率。

七七级的出现是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十年没有高考，全社会积压的人才在这时找到了突破口。当年的高考录取率只有4.9%。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李萍同学说，我们就是“从五百七十万考生中跃过龙门的那二十七万人”，“是一群用匆匆步履追赶被耽误了时间的人”。在我们班七十一个同学中，有高六六级毕业生，也有正读高中的在校生，年龄最大相差十六岁。年龄最小的陈瑞琳同学后来概括道，我们班“有中央首长的女儿，有‘黑五类’的儿子，也有国民党战犯的后代”，有传说中“十大才子”，也有不甘寂寞的“农民党”，还有同胞兄弟在我们班同窗共读的。她说，她曾经被年龄大的同学堵在教室门口，让她叫“叔叔”、“阿姨”。虽然年龄和阅历相差很大，但我们同学可以相互辩论，可以和老师对话，可以直面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可以为正义拍案而起，真有点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的味道。我们的班长陈学超总结道：我们“这个集体始终是温暖的、团结的、和谐的、亲切的、儒雅的、充满人情味的，像一群大大小小兄弟姐妹和睦相处的大家庭”。当我听到有人感叹“史上再无七七级”时，虽然倍感自豪，但也有些说不出来的伤感。

李亚军同学的诗中还说：“还忆求学日，朋侪尽高人。唯我如草芥，寂寂若无存。”他说出的是我们七七级的特点。来自大城市的同学对我们来自小县城和农村的同学非常关顾，一视同仁，但我们自己感受到的是空前压力。我当时是我们班成绩最差的学生。当年录取时，中文系要求语文单科成绩75分以上，而我考了74分，因为来自陕南，照顾了一分。入学后，摸底考试不及格。写作考试五分制，我考了二分。我读大学前，单位的重要材料都会找我写，还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我十分沮丧、茫然和困惑。我那时最喜欢的是鲁迅的格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开始认识到，不管以前有什么样的成就，在新世界面前，过去积累的一切都是零，必须“从零开始”。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从零开始”就是西北大学校训“公诚勤朴”的通俗化表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坚守公正、诚信、勤劳、朴实的原则，求真务实，从头开始，就一定会有所成就。这四个字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后来的工作中，有过高光的时候，也有过至暗的时刻，但这四个字始终提醒我，警示我，让我保持着清醒理性的头脑。这是母校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礼物。

大学毕业后，我们走向四面八方，江湖浩荡，人海苍茫，但西北大学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无论在哪里，只要一听说是西北大学毕业的，即使完全不认识，我们立即会如同遇到亲人，遇到知音，相互关照，相互扶持。在我们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时，当年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居然能叫出我们每个同学的名字。我业余时间写了本小说，董丁诚老师看后，主动为我写了篇数千字的评论，让我深受感动，深切地体会到什么是母校，什么是恩师！至于我们同学，虽然天隔一方，但始终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在我们的微信群《紫藤园》中无话不谈，连留级到七八级的李子州同学和七八级的何锡章同学都成了我们《紫藤园》的热心成员，实现了四十年前毕业时班长王晓安的寄语“共存共荣”。这也是“公诚勤朴”的生动体现。

七七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概念实际上把七八级和七九级都包括在内，因为我们都是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时代产物，情况相似，很难区分，事实是一个整体。毕业后，我们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大多离开母校，只有杨德生同学和袁锋同学坚守在母校。王新建同学说，他在老家的果园里种下七十一棵果树，每棵果树都用我们班同学的名字命名。看到每棵树，他就会想起我们每个亲爱的同学。四年西大情，一生西大人。我们的心始终在母校。虽然我们深感为母校做的太少，但想到有后来的学弟学妹们坚守母校做贡献，并将文学院办得越来越好时，我们的内疚便会一点一点好起来。

饮水思源，惟有感恩。西北大学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影响了我们的一生。西北大学是我们永远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家园。在此，我想借吴予敏同学的一句话来表达我们的心情：如果有人问我们，假如时间可以重新来过，我们愿意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从西北大学开始。因为西北大学让我们“把灵魂放到高处，走进污泥，在与龌龊的博弈中尽显风流，以淡定的姿态笑傲江湖。”这是薛保勤同学的《把灵魂放到高处》中的诗句。这就是母校西北大学在我们心中的地位。

我们今天能重返母校，又在文学院相聚，要说的话太多太多。薛保勤同学在《感谢时代》的跋中用了四个感谢表达我们的心声：“感谢时代”，“感谢社会”，“感谢文学，”“感谢母校”！班理同学说，她后来无怨无悔，没有任何报酬，做社会公益事业，“为了平等、尊重、民主法治的未来”的选择，就是在西北大学时开启的。廉振孝同学把对母校的感谢表达得十分具体：“四年的大学生活，给了我充足的营养，让我在饥饿中学会了吸收，在孤独中学会了忍耐，在挫折中学会了坚守，在碰撞中学会了宽容，在互帮互助中学会了感恩。”这正是我们今天能够毫发无损地相聚在一起的原因。用封筱梅同学的话说，我们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以无言的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存在。她说，我们“不屑于向自己供职的行业证实，因为我们的创造早已超过了同行而遥遥领先，”我们“回到母校，向我们苦读过的课桌证实，向我们眷恋过的教室证实，向我们深爱的师长证实”，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和恩师的教诲！

四年的西北大学生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遗憾。我们那时只知道读书，错过了最佳的爱情萌动期。用张进同学的话说：“倘若那时男生们再勇敢一点，女生们再主动一点”，或许我们会留下很多浪漫的故事。也许今天的学弟学妹们已经不用从我们这里吸取教训了。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励志的话就留给年轻的大学生们说吧！我们只希望我们十年二十年后，我们毕业五十年甚至六十年时，仍然在这里相聚，包括所有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同学、以及可爱的学弟学妹，一个都不能少！

最后，祝我们的母校西北大学和我们的文学院办得越来越好！

作者介绍：

赵康太，西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海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海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海南省社科联主席，现为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方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出版有《悲喜剧引论》《琼剧文化论》等学术著作十余部，，其专著《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

图文来源：公众号”浅海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