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我们兄弟姐妹4人同时参加了高考制度恢复后的首次入学考试并全部考取，这在当时曾被传为佳话，父母亲也被省，地，县有关部门誉为“教育子女的好家长"一些媒体还做过报道。

更巧的是，我和我哥杨挺同被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当时西大中文系只有汉语言文学一个专业、同一级也只招收一个班的学生。这样，我和我哥就成了同校、同系，同专业，同班级的同学。据录取我们的董丁诚老师说，录取过程中并未发现我他是兄弟关系，入学报到后才知道中文系招收了一对同胞兄弟，后来，我曾问董老师当时就知道的话还会不会录取我，如果有所犹像的话那就有可能是我被调剂到其他学校或系科，因为我的高考成绩没有杨挺高，且在陕高校我只报了西北大学。我猜想我们二人之所以同时被西大中文系录取。一是因为我们的志愿明确且都符合录取标准;二是仅从名字上也不易一眼就看出来，我哥上高中时就将曾用名杨绥生改为杨挺，我则一直沿用原来的多字;三是我俩是从不同的具报考的，杨挺是子长县中学的任课教师，我则在地处富县的延安地区牛武电厂工作，是从那里报考的。

说是“七七级"实际上我们是1977年考试，1978年2月份入学。开学两三天后，班主任老师通知我去找他，原来杨挺的高考作文《致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和吴予敏、班理的高考作文《难忘的一天》(分别写漫步桔子洲头和周总理回延安)被《陕西教育》杂志选中要刊载，需将高考卷上的作文转誉到另外的稿纸上，杨挺请假，誉写的任务就交给我完成，

那时报考中文系的考生，多数此前就是"文学青年"或者当地的"笔杆子"，在我们班有相当一批人甚至已是"文艺骨干"或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了。杨挺人学前就是县上的文艺骨干，还曾作为县里唯一的代表到省上参加过文学创作座谈会。我虽然没有那么出色，但也有文学作品在县上文艺小报或县城街头的黑板报上刊登。

随着开学典礼的举行和教学活动的渐次开展，我们入学起初那种兴奋的心情逐渐平静，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刻苦的学习之中，当时，我们班同学有一个口头禅“做学问”，把所有与学习有关的事情都囊括了进去，同学之间见面都是问最近在做什么学问。现在想来这话说得有些“大”了，准确些说是为将来做学问打基础，但确实反映出了学校浓郁的学风和我们一心向学的状态。的确，那时老师们都是呕心沥血、精耕细耘地为我们传道授业，同学们则如饥似渴，悬梁刺股般读书求知。有些同学在读期间就在老师指导下在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杨挺就在西大学推上发表了文艺理论研究的论文，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构成了同学们的生活轨迹，买到了什么好书，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在图书馆发现了什么"宝藏",是同学们互相交流的热门话题，那时，学校的教学与管理既严格又灵活，一个学期闭卷考试不超过三门课，其余课程则通过写文章来考察，看似放宽了，实际上要求更高了，效果也更好，某些课程的内容有的同学已系统地自学过了并牢固掌握，那就可以申请免修，由系里出题先考一下如果达到80分，统统可以免修，杨挺就有几门课免修了，我则自感底子较薄，未曾申请免修，随着年级的升高，很多同学都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更加专门而又明确的主攻方向，我选择了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杨挺选择了外国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这样，我俩买书时就我主要买中国古代文学的，他主要买西方文学的，如此分工与共享，比其他人来得更方便。

1979年，班上同学发起创办了一份名为《希望》的综合性文学刊物，铅印出版，公开发行，作者以本班同学为主，同时适当发表外稿，杨挺的创作瘾又被勾起来了，利用课余时间创作了一个中篇小说《斑竹泪》，题材是写解放后一位从海外归国的教授及其女儿，与一个革命老干部，大学党委书记及其儿子之间的人生际遇和感情纠葛，应该说，无论是人物塑造，背景描写，还是情节设置，语言表达，小说是具有相当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的，再加上表现的是大学校园中的人和事，学问加爱情，才子与佳人颇能拨动青年学子的心弦。小说在《希望》第一期发表后，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由干篇幅较长，是以连载的形式刊登的，很多读者时常打听下一期何时能刊出，还有些校外读者专程来校找杨挺交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文艺部主任感到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都很好，可以拉成一个长篇小说，故约请杨挺将中简扩为长篇，这对一个在校大学生来说，是一项非常观巨的工作。一方面要读书完成学业，一方面还要按期完成作品创作，那就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了，杨挺写中篇时我并不知晓，但要拉成长篇时我也有所参与。一是在如何把握和剪造主人公之一，即那位正直善良但又在思想解放方面有些守旧落伍的大学党秀书记的典型性格方面，我提了一些建议和看法，二是我和其他姐妹一起帮助眷写稿子。可借由于时势变易，文学热点转换很快，书稿未能出版，但这也是一次很好的历练。

随着毕业的临近，是走向社会参加工作还是考研。每个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杨挺的选择很早就明确了，那就是考研究生走做学间之路，而我则有些犹豫，倒不是我不想考研。而是自感外语较差有所担心，1982年研究生人学考试是1981年9月份进行的，而我则是7月中旬放暑假时才在老师的鼓动下决定考研的，杨挺报考本校外国文学专业欧美文学方向并一举考取，我报考本校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唐代文学方向，选报的导师是安旗先生，果不其然，虽然我在20多个报考古代文学的考生中总分为第一名，比录取总分要求高出二三十分。但无奈考研还有单科成绩的要求，正是外语这条短腿影响了我的录取，考研成绩知道后，安旗先生对录取我倒是信心满满，让我把平常写的几篇论文送给她看，还讲了一通她主张研究生不应只是上课读书，还要参与研究工作，并说，她和几个在读的研究生正在搞李太白全集编年笺注，我考取后也应参加进来，是否当时报考古代文学研究生的考生外语都不大好，窃以为可能性极大，对考研未果我至今引以为憾，由此也就走上了另一条职业道路。杨挺硕士毕业后，分配到华南师范大学任教又读了在职博士，现在是广东省外国文学的学术带头人。我毕业后即留校并一直在母校工作，在从事教育管理的同时，也给学生上课和带研究生，还承担着一些省部级研究课题，但与文学教学和研究基本上没有缘分了，现在想来，假如当年我也考上了研究生的话，那么我们哥俩就又会成为西北大学中文系同期的硕士生同学了。

（后排第二排左起第三为杨德生，前排第四排左起第六为杨挺）

作者简介：杨德生，1977级中文系学生，原党委宣传部部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