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北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文学院教师继往开来，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上半年，在人民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重要机构出版学术专著6种，发表CSSCI学术期刊论文27篇，其中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复旦学报》《南京大学学报》等高水平学期刊上发表论文4篇。现将本年度科研成果展示如下，以与学界同仁共勉。
一、专著（6种）
1.陈敬玺《约翰·弥尔顿诗文研究》上、下卷，共720千字，光明日报出版社，2021年9月
除“引言”“结语”外，专著分三编对英国十七世纪著名作家约翰·弥尔顿的早期抒情诗、中期散文和晚期史诗创作进行了全面研究。第一编针对其宗教诗作、十四行诗作、姊妹诗篇、田园挽歌、假面剧作和非英语诗作。第二编针对三类政论散文、公私信函、历史著述（两部）和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第三编针对长篇史诗《失乐园》、短篇史诗《复乐园》和古典悲剧《力士叁孙》。是迄今为止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约翰·弥尔顿的专论。
2.冯鸽：《20世纪中国幻想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
本书对20世纪中国幻想类小说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梳理，剖析了从世纪初晚清的科学狂想、国家乌托邦幻想，到世纪中期五四时期的怪诞国民性批判寓言书写、教化性童话书写及至世纪末魔幻叙事、科幻精英叙事等文学现象，从世纪初和世纪末两个幻想叙事的高潮及世纪中期的低潮中寻觅幻想小说发展的内在外在动因，并对各个时期幻想类型小说的叙事特征、文化内涵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以“想象力”的角度考察了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将非写实小说包括科幻、武侠等纳入到文学史叙事版图，以期能够揭示出以往研究中被遮蔽、被漠视的一些问题，从而更为完整地认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生、发展，跳出西方批评话语坐标来重新阐释此期类型文学书写。
3.陶成涛：《边塞诗的音乐生成》（上、下册），共390千字，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22年3月。
该书系教育部青年基金“中古诗歌的音乐生成与新变研究”阶段性成果，又为国家社科重大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阶段性成果。本书分为三章，第一章否定了《诗经》中的征戍诗是边塞诗的源头。第二章论述了汉乐府中横吹曲对边塞诗生成的奠定意义。第三章论述了唐代边塞诗对南朝音乐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本书主要对中古时代的文学现象与音乐现象进行了结合研究，在近年来边塞诗研究的新成果如王文进《南朝边塞诗新论》等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4.雷鸣：《隐形之手与文学脉象—新世纪长篇小说与文学市场互动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
长篇小说是体现一个国家文学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宏阔的容量，在表现时代生活与民族风貌，刻画人性上独具优势，这对出版机构而言，亦是彰显出版水准与实力的最佳途径，由此易形成“市场热点”。新世纪以来，市场对文学的发展远非“外部冲击”可以概括。长篇小说的生成方式，外在样貌与内容质地，叙事成规与接受方式，均能看到市场这只“隐形之手”。本书运用文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等方面的学科理论，以跨学科作为研究视野，通过宏观瞻望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究了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生产、传播、消费接受等各个环节与文学市场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理性审视了新世纪长篇小说的题材选择、精神向度、叙述范式、文体取向与文学市场的互动关系，也分析了新世纪二十年以来长篇小说的基本动向与发展趋势。
5.张阿利：《中国西部电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7月
在中国电影史上，⻄部电影是⼀个传奇般的存在，仍然具有强⼤⽣命⼒的独特的“空间⽣产”。中国⻄部电影的出现及发展与中国电影⽣态的变化息息相连，为中国电影史写下了重要的⼀笔。本书将⻄部电影置于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进⾏⽐较探讨，一方面对中国⻄部电影相交汇流的细微梳理，另一方面对其流⾏意涵的深⼊分析，力图为中国电影学术话语乃⾄学派的建设提供参考。
6.李浩：《李浩学术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7月。
《李浩学术文集》包括《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以及《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三版），可以从各方面了解唐诗和唐代艺术之美。《唐诗的文本阐释》酌采现代诠释学与中国古典阐释学的理论方法，侧重从文本细读的角度对唐诗艺术美进行现代诠释，分别从境界呈示、宇宙意识、模糊思维、空白艺术、情感体验、自然书写、语言技巧诸端对唐诗文本进行细读。本书初版于三十多年前，在推广经典阅读、建构经典阐释方面做了积极探索，有助于引导读者步入唐诗艺术美之堂奥。《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运用“地域—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被认为是“迄今第一篇从家族文化角度研究关中地域文学的力作”（卞孝萱语）。《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第三版）主要考察唐代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的构成、流动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特征，并将文学士族这一特殊的文人群体置于地域文化背景上，运用“地域—家族”的研究策略，对文学士族发荣滋长的“内在理路”与“外部环境”做互动分析。本次新版广泛吸收了学术界新成果，对原版进行了修订。
二、CSSCI期刊/集刊论文（27篇）
1.谷鹏飞：《“人民”与社会主义文艺阐释共同体的建构》（《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毛泽东“文艺”讲话以来“人民”概念经由“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人民，到“作为建设和改革”的人民，再到“作为改革和实践”的人民的历史性转变，分析了这一转变与社会主义文艺阐释共同体系，即“教化型阐释共同体”“知识型阐释共同体”“实践型阐释共同体”建构的内在关联，揭示社会主义文艺体制下社会存在本体与文艺意义本体的隐秘关系。
2. 高翔：《消费主义的隐秘内核——论大众文化场域中的“中年”书写》（《文艺研究》2022年第6期）一文指出，当代大众文化生成了想象、书写中年的多种方式。一度风行的怀旧青春电影以一种时间回溯机制，建构了中年男性的自我情感认同，彰显了时间视野中青春的“镜像”功能。景观化的流行审美与文本则表明：只有建构“青春化”的中年形象，才能在消费主义符号体系这一“大他者”视野中得到主体性表达与呈现。表征中年日常生活的文本屡屡发生文体形式的变形，这体现了消费主义表意体系中作为“实在界”的日常生活的不可靠近。对于中年的叙述语法总体上呈现了消费主义作为无意识的深刻影响，表明了以日常生活这一“实在界”重塑现实主义的可能性。
3.李芳民：《杜甫晚年的家国情怀与诗歌艺术创新——以寓居夔州之初的诗歌创作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2期)一文指出，自代宗大历元年（766）晚春至大历三年（768）正月寓居夔州的一年零九个多月，是杜甫晚年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由于严重的消渴、肺病等疾病影响，杜甫此时的健康状况堪忧，致每有大命将至之虞，由此也使追忆往事与思念故国成为他夔州初居时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杜甫这类主题的诗歌，大致呈现为以围绕个人生活经历为主的回忆与围绕国家盛衰变迁为主的回忆两种情形，而在诗歌体制上，则以五古长篇以及五古、七律组诗为主。其中五古组诗《八哀诗》与七律组诗《秋兴八首》是这类诗歌中的精心结撰之作，不仅有着丰富的思想与情感蕴涵，而且也体现了诗人晚年致力于诗歌艺术创新的锐意追求。只是《秋兴八首》以其出色的成就深得后人赞赏与推许，而《八哀诗》则因种种原因而未臻于尽美尽善之境，因此也就未由其“一家之则”而成为“诗人之通则”。
4.成明明：《国家形象与市民文化的互渗融合——宋代元宵诗词的集体欢乐书写》（《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一文指出，宋代元宵诗词主题上集体欢乐的占比较高，体现出国家形象、儒家理想与市民文化的鲜明因素及其协调融合。在关注国家、政府权力彰显时，审视百姓市民共享欢乐的真实践行；在聚焦百姓权益的实现中提升对国家、政府形象的社会认同；在表达自我愿念时，又不忘张扬国泰民安、人性人欲实现的同情心、同理心。宋代元宵诗词因为以上三个维度的融合，避免了这类题材单纯享乐、感官追求的浅薄化；规避了一味说教、迂腐刻板的学究气，无论在境界品格，抑或书写技巧方面均较唐代大为充盈，亦为后世元宵诗词书写树立了不俗的榜样。
5.成明明：《苏轼评张舜民“稍能诗”的检讨》（《中国诗学》第三十二辑，2021年12月）一文指出，张舜民“最刻意于诗”，苏轼评其“稍能诗”，可谓带有幽默感的肯定性评价。但苏轼在特定语境中的幽默式称赏，北宋末和南宋文人已不能准确体会。这一评语被解读为基本否定性评价，加之苏评乃针对舜民中年作品而发，因而这一产生歧义的论断因苏轼的当世重名被辗转抄录，形成关键性影响。无论对苏轼还是舜民来说，都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遗憾。事实上，我们通过考察官私书目的著录，选集类书的甄收，文集诗话的品评，作品整体的特质，发现其诗确有独到之处，在当时亦有不小的影响，四库馆臣“舜民工诗文”的评价应当说是客观的。
6.苏岑：《次韵李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一个朝鲜文苑故事的形成》（《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22辑，中华书局2021年12月）一文主要讨论了李白的《浔阳紫极宫感秋》一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接收情况。《浔阳紫极宫感秋》不是李白的代表作，在中国本土次韵唱和这首诗的人很少，但是在朝鲜半岛却得到众多文人的次韵唱和，形成了朝鲜文苑的一个传统，文人每到49岁必次韵本诗。本文主要以这些次韵诗为研究对象，结合朝鲜的社会思潮，讨论了这个次韵风潮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分析了次韵风潮形成的原因。
7.段建军：《毛泽东延安文艺观中的审美共同体思想》（《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讲话文献，始终围绕着联合、结合、团结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感共谋形成一条心，组成一个“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共同努力奋斗，改变民族命运，重建民族未来。在这个同感共谋的“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中，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与人民群众接触结盟，交心交友，让自己的思想感情人民大众化；另一方面,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启蒙人民思想觉悟，团结人民共同为民族未来奋斗。为解决当下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号召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消除隔阂，构建“民族命运共同体-统一战线”；为了提升民族文化素养，培养人民审美品位，毛泽东倡导文艺为人民服务，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审美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通过创作与欣赏环节，把个体的命运与家国情怀融为一体，通过与人民同感共谋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进一步强化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与战斗力。毛泽东提出的与人民构建审美共同体的思想，揭示了文艺活动中生产-消费的一般规律，既解决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欣赏所出现的问题，又指明了之后文艺创作的发展方向，这一理论被中外文学实践证明具有普适意义。
8.李芳民：《杜甫“致君尧舜”政治理想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杜甫的政治理想,而其形成则有特殊的语境。"致君尧舜"从早期的褒奖勋臣语,至初唐则演变为君王对臣僚的政治期许,复又由君王之政治期许,演化为官僚文人仕宦的政治理想。杜甫在尚未入仕且生计困顿之际树立起这样的理想,显示了其理想抱负之不凡。入仕之初,他以稷、契自期,以谏诤之道作为实现"致君尧舜"理想之方式与途径,而终因与现实的错位,导致了他仕宦的挫折与失败。暮年则因身份的变化,他对"致君尧舜"理想实现的途径虽稍有一些变化,但坚持理想之初衷未渝。杜甫因其政治理想而导致的仕宦挫折与人生遭际,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根源,在中国古代士人中,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9.张碧：《社会实践活动的符号属性》（《西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
一文指出，意大利学者费鲁奇奥·洛塞-郎蒂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立场，从符号学方法出发，对马克思商品交换理论及劳动活动等重要论域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深化了关于人类社会实践和符号现象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并由此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
10.邱晓：《诗中有神：论杜诗“大水”意象的神话色彩和原型意味》（《人文杂志》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杜甫诗中极富个性的“大水”意象是来自中国上古神话的神话意象，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涵义和生命体验：一是诗人社会化的人生经历——混乱和动荡的社会局势，二是诗人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疾病、衰老和死亡，三是民族化的心灵结构——洪水神话的毁灭性质和黄泉大水的死亡意味。由此可说，杜甫不但是一个仁民爱物、关注社会的现实诗人，关心自己和“身体”的抒情诗人，而且还是一个恐慌绝望的象征诗人。
11.柯尊斌：《论清代宫廷大戏与<说唐全传>的文本渊源》（《戏曲艺术》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清代宫廷演出剧目中有大量宫廷原创作品，这类作品大多根据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改编而来。清代长篇章回小说《说唐全传》有两个宫廷大戏改编本，其一为咸丰年间整理的《兴唐外史》,其二为光绪年间演出本《建太平》。梳理两部宫廷大戏与小说的文本渊源关系可知，这两个剧目大部分内容是由小说《说唐全传》改编而来，其中《兴唐外史》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小说第三至五十七回，《建太平》的内容主要来源于小说第四十一至六十六回。两部剧作继承了《说唐全传》的叙事风格，显示出通俗小说在宫廷的强大影响力。
12-14.谷鹏飞：《“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西北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新格义”阐释：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本土化问题》（《学术研究》2022年第3期）《“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语言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4期）系列论文，针对西方文学阐释学的三种主流形态，尝试提出通过整合华裔学者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概念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格义”阐释概念，来建构一种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新格义”阐释法，以此实现西方文学阐释学主流形态的真正本土化。
15.雷鸣：《乡村建设之寻路与中国乡土小说的变调——以长篇小说<湖光山色><金谷银山>为例》（《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一文指出，纵览百年乡土小说，最突出的现象便是书写的精神向度，一般固化为批判的姿态。新世纪以来，这种彻底批判，缺乏建设性思考的叙事基调，发生了一些改变，有不少作品致力于探索当代乡村建设、发展的可能性路径，思考、想象着乡村未来的美好前景。这种重建中国乡村精神的写作，在题材、内容、叙事策略上，较之批判型的乡土小说均发生了裂变与重构。以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为代表，它们以文学的方式思考着乡村建设的可能性与路径，以及在讲述乡村建设时的艺术特质，并由此产生的限度。新世纪乡土小说带来了新的质素，亦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启示。
16.张也奇：《“人民电影”的创建与“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新变》（《人文杂志》 2022年第2期）一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初是“人民电影”的初创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服从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既要改造商业电影的强大传统，又要探索建构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在短期内发展壮大，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人民电影”产业重建的主要路径。由此，戏剧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也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与此前迥异的特征。
17.吴迎君：《明光遮蔽的幽光：<傅雷家书>书写的青年傅敏》（《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22年第1辑）一文指出，在《傅雷家书》中，傅雷和傅聪交相辉映的明光，不经意间遮蔽青年傅敏的幽光。傅聪的辉煌才华，反向书写傅敏的“平庸者”形象。傅雷和傅聪的巨大笼罩下，傅敏不断成为“被动者”：被迫中止音乐家追求，被动走上外交家道路，被变相赶出外交学院，被迫担任中学教员，而“做人第一”引导傅敏在各种逆境下的人格完善，并在傅雷夫妇的最后人生岁月里，成为平凡岗位上的“非凡者”。
18.关峰：《思想与现场的双向互通——韩伟和他的文学批评》（《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论文指出，文学批评的动机源于对浮华与虚无的抗争；对有损文学救赎价值的倾向的抵制；对无孔不入的功利性挑战的回应。立身于仰观俯察的制高点上，批评者以思想透视现实，以现实熔铸思想。如果说“思想”是心灵智慧结晶的话，那么“现场”则是观察与实验的平台。没有后者的检验和配合，前者就只能是假设和空想，无法证实（伪）和提升。
19.张阿利：《<东北虎>：被围困与新突围》（《当代电影》2022年第4期）一文指出，耿军导演的电影《东北虎》以克制的视听语言精心营构后工业社会背景下东北底层市民的生活图景，以小人物的困境突围之旅，探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议题。耿军导演以半地下的创作姿态丰富了中国电影的样态与风格。同时，电影《东北虎》是其作品序列中的院线电影，相较于之前的作品，从电影配乐的使用、电影人物的塑造方面看得出导演向主流文化靠拢的勇气与才情。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人物群像的描摹、地域景观的深描以及视听常规的突破三个方面出发，探讨电影《东北虎》的艺术风格与耿军导演的个人表达。
20.张碧：《经验主义视域中的宗教批判》（《人文杂志》2022年第4期）一文指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德拉 － 沃尔佩通过早年所接受的休谟等人的英国经验主义方法，对黑格尔、埃克哈特等人关于宗教问题的论述进行了全新阐释，借此对黑格尔关于从绝对理念的神秘性角度来理解宗教的辩证法进行批判，提出宗教源于人类的感知、情感及情绪等经验活动，唯有人类的诸多经验才是理解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现实的依据，并由此体现出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辩证法思想的方法路径，使其呼应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
21.谷鹏飞：《“强制阐释”的逻辑辩误——兼论“中国阐释学的建构”路径》（《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5期）详细分析了晚近弥漫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强制阐释”问题，辨析了强制阐释存在的逻辑讹误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构“中国阐释学”需要的三种方法论视野：继承业已形成的公共阐释传统，植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汲取西方文学阐释学的一般方法。
22.齐旺：《桂黔滇交界地带北部台语词汇计量比较》（《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5月）一文指出，对于台语支内部各方言土语间的亲疏程度问题，学界关注不多。本研究聚焦语言资源丰富但研究滞后的桂黔滇三省交界地带，以北部台语的桂边、丘北、黔南三个土语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田林、剥隘、望谟、兴义、罗平、丘北作为语言代表点，使用计量方法比较其词汇的异同，用具体数据说明六个语言点和三个土语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所得结论与传统的以语音为标准的方言土语定性分区一致。
23.杜学林：《〈顾曲杂言〉与〈万历野获编〉关系新考》（《古典文献研究》第二十五辑上 凤凰出版社2022年4月）一文指出，学界通常认为《顾曲杂言》摘录自《万历野获编》，实际此书与《敝帚轩剩语》《飞凫语略》《秦玺始末》等收录于《学海类编》的四种笔记完全不见于原始钞本系统《万历野获编》；这四种笔记在乾隆年间仍被视为单行著作，且早在雍正初年已作为独立著作流传，《学海类编》收录四种笔记应据单行著作辑录；康熙晚期乃至雍正初年编定《学海类编》时从《万历野获编》早期辑本完整摘录四种笔记相当困难，且从部分早期辑本仍能明确看出四种笔记与此书原始内容具有不同的文献来源。因此，《顾曲杂言》等四种笔记并非《万历野获编》原书所有，而是后人搜辑重编此书过程中误辑窜乱而入，通行观点实属因果倒置。
24.李芳民：《“离散家族”与李白的家世记忆——兼论其与李白个性气质及诗歌艺术特征之关联》（《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一文指出，李白先世徙居碎叶，其家族可称为“离散家族”。李白家族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家族谱牒的坠失，也引起后人对其家世记忆的质疑，但李白有关其家世的记忆，不仅出于他本人对其家族世系的确信，同时也与其家族回归后文化寻根与文化认同心理密切相关。由此，其家族先世杰出人物的个性与功业，也就潜在地影响了其“英特越逸”个性气质的形成，而这种个性气质，又进一步成为其诗歌多“奔逸气”与不受羁勒、天马行空艺术特征的根基。李白的家世记忆，不仅于认识其家族特征颇有价值，对于解释诗歌史上的“李白之谜”也大有助益。
25.周燕芬：《跨越代际的个人化抒情——<浮山>与<抒情时代>读记》(《小说评论》2022年第4期)一文指出，陕西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之一，更是当之无愧的长篇小说大省，在当代文学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了代表文学时代高度的长篇力作。陕西作家视文学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不但具有劳作奉献的“英雄情结”，还普遍存在长篇创作的“优胜情结”。在进入新世纪的20多年中，陕西文学园地里的长篇小说成绩依旧斐然可观，且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研究的创作收获。本文以新近面世的两部长篇小说为案例，一部是老作家晓雷的《浮山》（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另一部是90后作家范墩子的《抒情时代》（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意在追踪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当下行进状态，考察传统经验的迁延变化和小说新质素的渐次生成，并尝试通过地域性路径，穿照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样貌和未来走向。
26.郝润华：《如何整理古代别集》（《古籍研究》2021年第2辑，凤凰出版社，2022年6月）一文指出，《李梦阳集校笺》（郝润华著）202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属学界首次对明代作家、诗人、“前七子”领袖李梦阳的别集《空同集》的全面系统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凡例的制订、底本与校本的选择、《四库》本的优劣判定、全式标点的使用、笺注的范围与方式、资料的搜集采择利用、整理与研究的互应等等，均是无法回避的问题。论文对古籍整理原则、方法与具体整理心得体会进行了总结归纳，对青年古籍整理者尤其是从事古代作家别集整理的青年学者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27.杨遇青：《晚明诗学中的主体质素论述及其演生过程——从李贽的“二十分识”到公安派的尚趣重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一文指出，从童心说到性灵说，文人主体性规定发生了深刻变化。李贽的“才胆识”三要素说重视写作主体的独立识见与批判能力，而袁中道以李贽三要素说为基础，把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的唯趣说和万历二十七年以后重学问的倾向加以整合，归纳出了性灵主体的“识才学胆趣”五要素，形成了以“尚趣”和“重学”为特色的新论述。“尚趣”是袁宏道漫游吴越时从自然山水中获致的生命体验，“重学”是其任职北京时从宋人别集和禅学实践中生成的诗学经验。把尚趣与重学的倾向统一起来，赋予性灵主体以崭新意义，这是公安派对性灵诗学的重要拓展，也展现了此期诗学演进的深层逻辑。
